译文
春水清澈透明见底,花含苞欲放,枝条嫩展,意中着在百尺楼尽目远望,不知道着在不在楼中?
我想象着伊着在春风和煦之时,乘一叶精美的凫舟,荡漾在碧波之中,那倩姿与涟涟绿水相融;多么渴望在春风吹拂中与佳着在居下做双陆游戏,那该多么惬意呀!假如把东风请来,把自己深深恋情洗涤得更清纯,使它比酒还醇香,比酒更浓酽。
注释
透:春水清澈见底。
瘦:早春花枝嫩条、含苞欲放的倩姿。
极目:尽目远望。烟中:烟雾缭绕之中。百尺楼:意中着所居的闺楼。
四和:一种香名,叫四和香。金凫:指鸭子形的铜香炉。
双陆:古代一种博戏的名称,相传是三国时曹植所制。最初只有两只毂子,到了唐末。加到六只,叫做叶子戏。在中国已经失传。流传到日本后,称飞双陆,现尚存。
拟:假如。倩:请。浣:洗涤,此指消除的意思。▲
这首词作于春季,春寒料峭之际,词人独坐。眼见春水通透,春意浓浓,百花欲放,不禁触景生情,想象自己与伊人共赏春色的美好情景词意大发而作。
此词南宋·秦湛仅存的一首词,词题“春情”,全篇写春日对所恋之人的拳拳思慕之情。
上片起首二句,以工整的一联点季节、写环境。“春透水波明”,以水写春,是说春水已透,水波澄澈如镜。透者,足也。“寒峭花枝瘦”,是说春寒犹在,所见之花有未开者,正是乍暖还寒时候。以“瘦’字形容含苞待放的花枝,真是恰到好处。《雪浪斋日记》云:“山谷小词‘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极为学者所称赏。秦湛尝有小词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盖法山谷也。”山谷词这三句曾被认为“蛸健亦非秦(观)所能作”(《词林纪事》卷五引陈师道语)。秦湛此处学山谷,是也可称得上“峭健”二字的。春光骆荡,水波澄澈,给人以心胸畅快的感觉;而春寒料峭,花枝傲然挺立,亦给人以瘦骨凌霜的印象。所有这些,都流露出峭健的气韵。
如果说起首用的是比兴手法,那么“花枝瘦”三字非但是客观地摹写自然景物,而且也是触景生情,兴起词人对所眷恋者的思念。因此到了三、四两句渺渺茫茫,甚至有些捉摸不定。也许这瘦小的花枝幻化为他那恋人的倩影,于是他不自觉地极目天涯,想看到恋人曾经居住过的那座高楼。“天涯”,极言甚远;“百尺”,极言甚高;四字虽很通俗,却展示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境界。“人在楼中否”一句,点明所想者是他心目中的那个人。从语气上看,他们相别已很久,别后也未通音信,因此彼此的情况都不了解。只一句自言自语的问话,便表达了他对所恋者无限深厚的情意。
上片歇拍仅仅提到他所思念的那个人,她的形象,她的行动,都来不及写。过片二句便紧承前意,描写昔日楼中相聚的情景。“四和”,香名,亦称四合香。“金凫”,即金鸭,指鸭子形的铜香炉。“双陆”,古代一种博戏的名称,相传是三国时曹植所制。本置骰于两只,到了唐末,加到六只,谓之叶子戏。其法中国已失传,流传至日本,称飞双陆,现尚存。词人回忆当年楼中,四和香的烟缕从鸭子形的铜香炉中缓缓升起,袅袅不绝。他和那个女子正在作双陆这种博戏,女子玩弄双陆的纤纤玉手,使他历久难忘。往日的甜蜜生活,女子的形象特征,同人只是在感情的抒发中顺带说出,自然而又妥贴,这比作专门交代要高明得多。
末二句则在怀人的基础上集中笔力抒发急欲排遣、愈益浓重的愁情,并与起首二句相映射,“东风”者,春风也。首二句云春透波明,云寒峭花瘦,都是春风中景象。由此可见,词人本有满腹怀人之愁情,故欲出来潜赏春加以排遣,始见大好春光,胸襟为之一快;继而见花思人,复又陷入更为痛苦的离情之中。“拟倩东风浣此情,情更浓子酒”,化景语为情语,设想奇警,把词人当时矛盾心情极其深刻地揭示出来。浣者,浣也、涤也。衣裳沾有污垢,可以洗涤,心灵染有愁情.也说可洗,此喻绝妙;而借以洗愁者,不是水而是风,此喻亦绝妙;院而愁未去,反而更浓,其浓又恰浓于醇酒,此喻更加恰当二有特色。
小词自花间以至宋初,都偏于柔媚香艳;即使到了秦观,也未脱尽绮靡凄婉的格调。秦湛不学花间,叵而从风格峭健的黄山谷那里继承气脉。这说明宋词发展到他那个时代,已经产生较大的变化。此词虽属于婉约一路,然已注人刚健峭拔的因素了。▲
秦湛,生卒年不详,字处度,号济川,行名大七(一作祖七),高邮(今属江苏)人,秦观之子。官宣教郎。绍兴二年(1132)添差通判常州。四年(1134)致仕。少好学,善画山水。词存《卜算子》一首,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四。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