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战争风云录。中国古代的诗篇中,不乏展现战争威武雄壮之美的作品。《诗经·秦风·无衣》便是一曲充满同仇敌忾之情的军歌;屈原的《国殇》则热情地歌颂了那些为国家英勇战死的忠烈勇士。汉魏时期,战争频繁,反映战争的诗作也层出不穷。诗人曹丕在他的《黎阳作》一诗中,生动地描绘了战争的场面:“千旗随风翻飞,万骑如龙般奔腾。金鼓之声震动天地,武器交错间闪耀着光芒。白色的旄旗如同素霓般飘动,红色的旗帜发出耀眼的光芒。”而曹叡的《善哉行》则展现了大军出征的壮观景象,全诗流露出威武浩荡的军容和席卷一切的气势,从其内容来看,很可能是描述东征孙权的一次重大战役。
“我徂我征,伐彼蛮虏。”起笔,诗人以豪迈的气势交待了这次出征的性质是讨伐蛮虏,并以此统领全篇。从“练师简卒”至“御由造父”这十二句集中描写了军队的整备情况。
“练师简卒,爰整其旅。”这是出征前至关重要的步骤,我们需要选择精锐的士兵并通过严谨的训练,使他们适应残酷的战争环境。“练”与“简”两字简要概括了整备的内容。接下来,诗人以自豪和自信的语气向读者展示了军队的雄壮景象。“轻舟竟川,傍江依浦。”水军的壮观景象让人惊叹:江面上,船只如梭,桅杆林立,绵延百里,气势磅礴。再看军队的士气:“桓桓猛毅,如罴如虎。”“桓桓”,威武貌。这两句诗脱胎于《尚书·牧誓》:“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六军将士,个个威猛刚毅、虎跃熊踞,这样的将士驰聘疆场将无坚不摧、所向披靡。“发炮若雷,吐气如雨。”我们的装备精良无比,盾牌坚固,矛头锐利,炮声震耳欲聋,足以震撼山岳,摧毁惊涛骇浪;我们的士气高昂,豪情万丈,足以贯穿日月,吞噬长虹。“若雷”、“如雨”二词下语精警,气势夺人。“旄旌指麾,进退应矩。百马齐辔,御由造父。”校场上,士卒们精神抖擞,呐喊阵阵,随着指挥者的令旗进退自如、阵容有度。骑兵的操练格外令人注目,原野上百马嘶鸣、并辔驰奔,御手们个个技艺纯术,身手不凡。“造父”,古之善御者。据《史记·赵世家》记载,造父曾幸于周穆王,穆王西巡狩使造父御,乐之忘归。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周穆王遂造父赵城,为赵姓。”这一层征战准备的描写绘形、绘色、绘声,气势宏大,令人眩目,充分显示了诗人强大的自信心。
“休休六军,咸同斯武。兼涂星迈,亮兹行阻。行行日远,西背京许。游弗淹旬,遂届扬土。”这一层简述行军概况。“休休”,安闲自得乐而有节貌,此处泛指六军将士情绪乐观精神饱满,他们从洛阳出发后日夜兼程,只十余日光景旌麾直指淮泗。此层铺叙简洁,文字流走,字里行间充溢着势不可挡之气势。
“奔寇震惧,莫敢当御。权实竖子,备则亡虏。假气游魂,鱼鸟为伍。”诗人以蔑视的口勿叙写魏师所到之处,关军为之震慑,为之奔窜,同时,诗人直接痛斥孙权刘备为乌合之众,彰显了他荡平孙、刘两家,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逯钦立辑校的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一书对此诗曾加这样的按语:“ ‘权实竖子’ 以下四句,盖 《诗纪》据 《文选》注以意补入,未必符原诗旧貌。”可备一说。又据 《三国志·魏明帝纪》载,汉明帝青龙二年 (公元234年),“秋七月壬寅,帝亲御龙舟东征权。”如此诗写的是这次战役,那时刘备已死,逯按尤为可信。
“淮泗肃清,奋扬微所。运德耀威,惟镇惟抚。反旆言归,旆入皇祖。”结尾,叙写魏师大获全胜、凯旋而归。诗人以自豪之情炫耀魏王大化布于边远之地,并主张对这些地方应恩威并施、镇抚兼用,显示了一定的远见卓识,最后以胜利的旗帜还入皇祖之庙作结。
在魏蜀吴三足鼎立时期,魏国以强大的实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其地位居于三国之首。此诗写于魏国鼎盛时期,因而此诗流露的感情是充满自信的,格调昂扬乐观,气势豪迈逼人,字里行间充分体现诗人建功立业统一中国的雄心和抱负。▲
这首诗从战争的筹备到胜利的凯旋,全程呈现了战役的全貌。从诗篇的组织结构来看,诗人详尽地描绘了战争的准备工作。从战船的排列到步兵的操练,从精良的火器到高昂的士气,这一细致且精彩的描写已经预示着必然的胜利结局,因此战争的过程则被轻轻一笔带过。此外,在这次战役中,吴军选择了避开魏军的锋芒,提前撤退,因此交战场面并没有太多可描述的细节。这首诗采用四言形式,语言简洁明快,措辞铿锵有力。虽然它没有其祖先四言诗那种沉雄俊爽的气势,但其格调仍然豪迈雄壮,是诗人诗集中难得的佳作。
曹叡(204年-239年1月22日),即魏明帝,字元仲,豫州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三国时期曹魏第二任皇帝(226年至239年在位)。魏文帝曹丕长子,母为文昭甄皇后。曹叡能诗文,与曹操、曹丕并称魏氏“三祖”,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其散文二卷、乐府诗十余首。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