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译文
《易经》中的《泰》卦说:“上下交好通气,他们的志意就和同。”那《否》卦说:“上下阴隔,国家就要灭亡。”因为上面的意图能够通到下面,下面的意见能够传到上面,上下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叫做“泰”。如果下面的意见被阻塞,不能传到上面;上下之间有隔膜,虽然名义上有国家,裨上却没有国家,所以叫做“否”。
上下通气就泰,上下阻隔就否,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但上下不通气的弊病,没有象近代这样厉害的了。君臣互相见面,只在皇上临朝的短时间内。上下之间,只不过靠奏章、批答互相关联,用名分、法度彼此维持罢了。这不单是遵循老规矩,也是地位权势使他们这样。为什么呢?皇上常常在奉天门上朝,没有一天间断,可说是勤于政事了;但是朝堂和台阶相距很远,皇帝的威仪显耀盛大,御史纠察朝见的礼仪,鸿胪检举不合规矩的行动,通政使代为呈上奏章,皇上只是随意看看,臣子就谢恩拜辞,心神不安地退了下来。皇上何尝处理过一件事,臣子又何尝说过一句话呢!这没有其他原因,地位权势悬殊,所谓有天子堂上比万天还远,虽然想进言,却无从说起啊。
我认为要做到上下通气,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周代的时候有三种朝见的方式:库门的外面是正朝,顾问大臣守候在这里;路门的外面是治朝,皇上每天在这里受百官朝见;路门的里面是内朝,也叫燕朝。《礼记·玉藻》上说:“君主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去上朝,退下来到路寝处理政事。”上朝接见群臣,是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处理政事却到路寝,是用来疏通远近的意见。汉朝的制度: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是中朝;丞相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是外朝。唐代皇城北面靠南的第三门,叫承天门,元旦和冬至节,接受各国的朝贺过贡皇上才来到这里,原来就是古代的外朝呢。它的北面叫太极门,它的西面叫太极殿,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皇上就坐在这里受建群臣朝见,原来就是古代的正朝呢。再北面叫做两仪殿,平日在这里上朝和处理政务,原来就是古代的内朝呢。宋朝时候,平时朝见在文德殿;五天一问皇上的起居,在垂拱殿;元旦、冬至、皇上的生日,祝颂、受贺在大庆殿;赐宴在紫宸殿或者集英殿;面试进士在崇政殿。自侍从官以下,每五天由一名官司员上殿,叫做轮班奏对,他必须进来陈说当政治得失;在内殿引见,也有时赐坐,有时免穿靴子。这大概还保留有三朝的意思呢。因为上天有三垣,天子就仿效它:正朝,仿效太极;外朝,仿效天市,内朝,仿效紫微。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本朝皇帝生日、元旦、冬至的大朝会,在奉天殿,便是古代的正朝呢;平日就在奉天门,便是古代的外朝呢;可是单缺内朝。然而并不是缺少,华盖、谨身、武英等殿,难道不是遗留下来的内朝制度么?洪武年间,象宋濂、刘基,永乐以来,象杨士奇、杨荣等,每天侍奉在皇帝身旁;大臣蹇义、夏元吉等,经常在便殿奏对。在这个时候,哪里有阻隔的忧患呢?现在内朝制度没有恢复,皇上临驾常朝以后,臣子不能再进来朝见;三殿的门高高地关闭着,很少有人能够看见。所以上下的意见阻塞不通;天下的弊病,因此积累起来。孝宗晚年,在之方面深有感慨。他屡次在便殿召见大臣,谈论天下的事情。正要有所作为他便去世了,百姓没有福气,不能看到太平盛世的美事。直到现在,天下的人都认为是一件恨事。
希望皇上远的效法圣祖,近的学习孝宗,完全铲除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常朝以外,就到文华、武英两殿,仿效古代内朝的意思:大臣每隔三天或五天,进来问一次起居;侍从官司和御史,各选一员上殿来轮流回答咨询;各部门有事请求决断,皇上根据自己的看法决断它;有不容易决断的,就和大臣当面讨论解决。不时地引见群臣,凡是谢恩、辞行这类情况,群臣都可以上殿陈奏,皇上虚心地问他,和颜悦色地开导他。象这样,人人都能够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皇上虽然深居皇宫,可是天下的事情却全都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外朝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内朝用来沟通远后的意见。像这样,哪里会有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呢?唐尧、虞瞬的时候,耳聪目明,好的言论没有被埋没,民间没有遗漏的贤人,也不过是这样罢了。
注释
王鏊:字济之,吴县(今江苏)人,历侍讲学士。正德中,累官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易》:即《易经》。《泰》:《易经》六十四卦之一。上,指君,下,指臣。意思是说君臣交好通气,就能志同意合。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浦江(在现在浙江省义乌县西北)人。元末明初文学家。
蹇义:字宜之,初名瑢,明太祖朱元璋赐名“义”,巴县(今重庆市)人,明初六朝重臣。
閟:古同“闭”。屡:接连着,不止一次。
罔: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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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到了中叶,武宗朱厚照,昏庸无道,只知淫乐嬉游,不过问政事,的接见群臣,国家大事都由宦官刘瑾、谷大用等决定。针对这一情况,王鏊写了本文上奏武宗。文中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引经据史,条理分明,文字朴实无华,但颇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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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鏊(1450—1524)明代名臣、文学家。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学者称震泽先生,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十六岁时国子监诸生即传诵其文,成化十一年进士。授编修,弘治时历侍讲学士,充讲官,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博学有识鉴,有《姑苏志》、《震泽集》、《震泽长语》。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