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译文
子厚,名叫宗元。七世祖柳庆,做过北魏的侍中,被封为济阴公。高伯祖柳奭,做过唐朝的宰相,同褚遂良、韩瑗都得罪了武后,在高宗时被处死。父亲叫柳镇,为了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官位,请求到江南做县令。后来因为他不肯向权贵献媚,丢了御史的官职。直到那位权贵死了,才又被任命为侍御史。人们都说他刚毅正直,与他交往的都是当时名人。
子厚少年时就很精明聪敏,没有不明白通晓的事。赶上他父亲在世时,他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成才,能够考取为进士,突出地显露出才华,大家都说柳家有能扬名显姓的后人了。后来又通过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授为集贤殿的官职。他才能出众,方正勇敢,发表议论时能引证今古事例为依据,精通经史诸子典籍,议论时才华横溢,滔滔不绝,常常使在座的人折服。因此名声轰动,一时之间人们都敬慕而希望与他交往。那些公卿贵人争着想让他成为自己的门生,异口同声的推荐赞誉他。
贞元十九年,子厚由蓝田县尉调任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又升为礼部员外郎。逢遇当权人获罪,他也被按例贬出京城当刺史,还未到任,又被依例贬为永州司马。身处清闲之地,自己更加刻苦为学,专心诵读,写作诗文,文笔汪洋恣肆,雄厚凝练,像无边的海水那样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则纵情于山水之间。
元和年间,他曾经与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师,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后,他慨叹道:“这里难道不值得做出政绩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为柳州制订了教谕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顺从并信赖他。当地习惯于用儿女做抵押向人借钱,约定如果不能按时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金相等时,债主就把人质没收做奴婢。子厚为此替借债人想方设法,都让他们把子女赎了回来;那些特别穷困没有能力赎回的,就让债主记下子女当佣工的工钱,到应得的工钱足够抵消债务时,就让债主归还被抵押的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别的州县,到一年后,免除奴婢身份回家的将近一千人。衡山、湘水以南准备考进士的人,就把子厚当做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讲授和指点的人所写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规范的。
他被召回京师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时,中山人刘梦得禹锡也在被遣之列,应当去播州。子厚流着泪说:“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况且梦得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梦得处境困窘,他没有办法把这事告诉他的老母;况且绝没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向朝廷请求,并准备呈递奏章,情愿拿柳州换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获罪,死也无憾。正遇上有人把梦得的情况告知了皇上,梦得因此改任连州刺史。呜呼!士人到了穷境时,才看得出他的节操和义气!一些人,平日街坊居处互相仰慕讨好,一些吃喝玩乐来往频繁,夸夸其谈,强作笑脸,互相表示愿居对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状给对方看,指着天日流泪,发誓不论生死谁都不背弃朋友,简直像真的一样可信。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冲突,仅仅象头发丝般细小,便翻脸不认人,朋友落入陷阱,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借机推挤他,再往下扔石头,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啊!这应该是连那些禽兽和野蛮人都不忍心干的,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他们听到子厚的高尚风节,也应该觉得有点惭愧了!
子厚从前年轻时,勇于帮助别人,自己不看重和爱惜自己,认为功名事业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牵连而被贬斥。贬谪后,又没有熟识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荐与引进,所以最后死在荒僻的边远之地,才干不能为世间所用,抱负不能在当时施展。如果子厚当时在御史台、尚书省做官时,能谨慎约束自己,已像在司马时、刺史时那样,也自然不会被贬官了;贬官后,如果有人能够推举他,将一定会再次被任用,不至穷困潦倒。然而若是子厚被贬斥的时间不久,穷困的处境未达到极点,虽然能够在官场中出人投地,但他的文学辞章一定不能这样地下功夫,以致于象今天这样一定流传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让子厚实现他的愿望,一度官至将相,拿那个换这个,何者为得,何者为失?一定能有辨别它的人。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终年四十七岁;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万年县他祖先墓地的旁边。子厚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周六,才四岁;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后才出生的。两个女儿,都还小。他的灵柩能够回乡安葬,费用都是观察使河东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行立先生为人有气节,重信用,与子厚是朋友,子厚对他也很尽心尽力,最后竟仰赖他的力量办理了后事。把子厚安葬到万年县墓地的,是他的表弟卢遵。卢遵是涿州人,性情谨慎,做学问永不满足;自从子厚被贬斥之后,卢遵就跟随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离开;既送子厚归葬,又准备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属,可以称得上是有始有终的人了。
铭文说:“这是子厚的幽室,既牢固又安适,对子厚的子孙会有好处。”
注释
(1)子厚:柳宗元的字。作墓志铭例当称死者官衔,因韩愈和柳宗元是笃交,故称字。讳:名。生者称名,死者称讳。
(2)七世:史书记柳宗元七世祖柳庆在北魏时任侍中,入北周封为平齐公。子柳旦,任北周中书侍郎,封济阴公。韩愈所记有误。侍中:门下省的长官,掌管传达皇帝的命令。北魏时侍中位同宰相。拓跋魏:北魏国君姓拓跋(后改姓元),故称。
(3)曾伯祖奭(shì):字子燕,柳旦之孙,柳宗元高祖子夏之兄。当为高伯祖,此作曾伯祖误。柳奭在贞观年间(627—649)为中书舍人,因外甥女王氏为皇太子(唐高宗)妃,擢升为兵部侍郎。王氏当了皇后后,又升为中书侍郎。652年(永徽三年)代褚遂良为中书令,位相当于宰相。后来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韩瑗和褚遂良力争,武则天一党人诬说柳要和韩、褚等谋反,被杀。
(4)褚(chǔ)遂良:字登善,曾做过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尚书右仆射等官。唐太宗临终时命他与长孙无忌一同辅助高宗。后因劝阻高宗改立武后,遭贬忧病而死。韩瑗(yuàn):字伯玉,官至侍中,为救褚遂良,也被贬黜。
(5)皇考:古时在位皇帝对先皇的尊称,后引申为对先祖的尊称,在本文中指先父。
(6)太常博士:太常寺掌宗庙礼仪的属官。柳镇在唐肃宗时授左卫率府兵曹参军,辅佐郭子仪守朔方。后调长安主薄,母亲去世后守丧,后来命为太常博士。柳镇以有尊老孤弱在吴,再三辞谢,愿担任宣称(今属安徽)县令。这里说“以事母弃太常博士”,可能是作者的失误。
(7)权贵:这里指窦参。柳镇曾迁殿中侍御史,因不肯与御史中丞卢佋,宰相窦参一同诬陷侍御史穆赞,后又为穆赞平反冤狱,得罪窦参,被窦参以他事陷害贬官。
(8)权贵人死:其后窦参因罪被贬,第二年被唐德宗赐死。
(9)侍御史:御史台的属官,职掌纠察百僚,审讯案件。
(10)号为刚直:郭子仪曾表柳镇为晋州录事参军,晋州太守骄悍好杀戮,官吏不敢与他相争,而柳镇独能抗之以理,所以这样说。
(11)所与游皆当世名人:柳宗元有《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记载他父亲相与交游者计六十七人,书于墓碑之阴。并说:“先君之所与友,凡天下善士举集焉。”
(12)逮(dài)其父时: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柳宗元童年时代,其父柳镇去江南,他和母亲留在长安。至十二、三岁时,柳镇在湖北、江西等地做官,他随父同去。柳镇卒于793年(贞元九年),柳宗元年二十一岁。逮,等到。
(13)已自成人:柳宗元十三岁即作《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刘禹锡作集序说:“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
(14)取进士第:793年(贞元九年)柳宗元进士及第,年二十一。
(15)崭然:崭意指突出,然指什么什么的样子,在这里指突出有所成就。见(xiàn):同“现”显现。在这里指出人头地
(16)有子:意谓有光耀楣门之子。
(17)博学宏词:柳宗元于796年(贞元十二年)中博学宏词科,年二十四。唐制,进士及第者可应博学宏词考选,取中后即授予官职。集贤殿:集贤殿书院,掌刊辑经籍,搜求佚书。正字:集贤殿置学士、正字等官,正字掌管编校典籍、刊正文字的工作。柳宗元二十六岁授集贤殿正字。
(18)廉悍:方正、廉洁和坚毅有骨气。
(19)证据今古:引据今古事例作证。
(20)出入:融会贯通,深入浅出。
(21)踔(chuō)厉风发:议论纵横,言辞奋发,见识高远。踔,远。厉,高。
(22)率:每每。屈:使之屈服。
(23)令出我门下:意谓都想叫他做自己的门生以沾光彩。
(24)交口:异口同声。
(25)蓝田:今属陕西。尉:县府管理治安,缉捕盗贼的官吏。监察御史:御史台的属官,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整肃朝仪诸事。
(26)礼部员外郎:官名,掌管辨别和拟定礼制之事及学校贡举之法。柳宗元得做此官是王叔文、韦执谊等所荐引。
(27)用事者:掌权者,指王叔文。唐顺宗做太子时,王叔文任太子属官,顺宗登位后,王叔文任户部侍郎,深得顺宗信任。于是引用新进,施行改革。旧派世族和藩镇宦官拥立其子李纯为宪宗,将王叔文贬黜,后来又将其杀戮。和柳宗元同时贬作司马的共八人,号“八司马”。
(28)例出:按规定遣出。805年(永贞元年),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
(29)例贬:依照“条例”贬官。永州:今湖南零陵县。司马:本是州刺史属下掌管军事的副职,唐时已成为有职无权的冗员。
(30)居闲:指公事清闲。
(31)记览:记诵阅览。此喻刻苦为学。
(32)泛滥:文笔汪洋恣肆。停蓄:文笔雄厚凝炼。
(33)无涯涘(sì):无边际。涯、涘,均是水边。
(34)肆:放情。
(35)偕出:815年(元和十年),柳宗元等“八司马”同时被召回长安,但又同被迁往更远的地方。
(36)柳州:唐置,属岭南道,即今广西柳州市。
(37)是岂不足为政邪:意谓这里难道就不值得实施政教吗?是的意思是这,这里,岂的意思是难道,足指值得。
(38)因:顺着,按照。土俗:当地的风俗。
(39)教禁:教谕和禁令。
(40)顺赖:顺从信赖。
(41)质:典当,抵押。
(42)不时赎:不按时赎取。
(43)子:子金,即利息。本:本金。相侔(móu):相等。
(44)没:没收。
(45)与设方计:替债务人想方设法。
(46)悉:全部。
(47)书:写,记下。佣:当雇工。此指雇工劳动所值,即工资。
(48)足相当:意谓佣工所值足以抵消借款本息。质:人质。
(49)观察使:又称观察处置使,是中央派往地方掌管监察的官。下其法:推行赎回人质的办法。
(50)比:及,等到。
(51)衡湘:衡山、湘水,泛指岭南地区。为:应试。
(52)法度:规范。
(53)中山:今河北定县。刘梦得:名禹锡,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人,中山为郡望。其祖先汉景帝子刘胜曾封中山王。王叔文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郎州司马,这次召还入京后又贬播州刺史。
(54)诣:前往。播州:今贵州绥阳县。
(55)亲在堂:母亲健在。
(56)穷:困窘。
(57)大人:父母。此指刘禹锡之母。句谓这种不幸的处境难以向老母讲。
(58)拜疏(shū):上呈奏章。
(59)以柳易播:意指柳宗元自愿到播州去,让刘禹锡去柳州。
(60)重(chóng)得罪:再加一重罪。
(61)“遇有”句:指当时御史中丞裴度、崔群上疏为刘禹锡陈情一事。
(62)刺:用作动词。连州:唐属岭南道,州治在今广东连县。
(63)徵:约之来,逐:随之去。徵逐,往来频繁。
(64)诩诩(xǔ):夸大的样子,讨好取媚的样子。强(qiǎng):勉强,做作,取下:指采取谦下的态度。
(65)出肺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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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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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凡枉赠答诗仅百篇。每诗来,或辱序,或辱书,冠于卷首,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叙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累岁已来,牵故少暇,间有容隙,或欲为之;又自思所陈,亦无出足下之见;临纸复罢者数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
今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开卷得意,忽如会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万里也。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浊,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剚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
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迨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动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
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攀、李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
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太息矣!
仆常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
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为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