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柴门多日紧闭不开,
门前石阶铺满了白雪皑皑。
如今有人把琼玉般的积雪踏碎,
是友人从京城给我寄了诗来。
注释
王二十舍人:即王涯,柳宗元的同年友,时为中书舍人。
琼瑶:美玉,这里指雪。
凤沼:即凤凰沼,属禁苑中沼池,这里代指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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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见寄》不见于《柳河东集》。宋人蔡正孙《诗林广记》中选柳诗五首,其三即此诗,今人考证为柳宗元所作。
柳宗元初贬永州无以为居,寓居在潇岸四无邻舍的龙兴寺内,公元810年(元和五年)迁居愚溪侧畔,筑室茨草,与农户为邻。他在《田家》诗中描写了周围的环境:“古道绕蒺藜,萦回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渌。……行人迷去住,野鸟竟栖宿。”永州地处楚南、五岭北麓,偏僻荒凉。而他居住的愚溪一带更是杂草从生,蓼花披岸,溪水清寒,道无行人。
诗的前两句写景,描写柳居孤寂清冷的环境:柴门多日紧闭不开、石阶上铺满了皑皑白雪,分不清高底,没有人来访。这两句虽然写的是雪后柳居前的清冷荒凉之景,实际透露出来的却是他人生境遇的寂寞。
柳宗元是“永贞革新”的重要人物,曾在长安叱咤风云。革新失败后,被贬谪到南蛮之地,昔日政治上的挚友相继被贬,天各一方,不通音讯。来永州不久,与之相依为命的母亲卢氏病故,而朝廷连发四次诏命,规定“八司马”不在宽赦之列,早日复用的希望破灭了。政治上的迫害,人世间的诸多失意,给他难以承受的打击。他这时的心境正如他在《南涧中题》所述:“去国魂以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寂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柴门多日紧闭不开是他内心寂寞的独白,而石阶上铺满的皑皑白雪便是人世间清冷的抒写。
诗的后两句叙事抒情。诗人说:为何要把琼玉般的白雪踏碎?是因为有朋友从京城给我寄了诗来。欣喜之情跃然诗间。柳宗元自公元805年(永贞元年)被贬永州至公元808年(元和三年),未有故旧大臣给他写信,后虽有些书信来往但也不多。除随行的表弟卢遵、堂弟柳宗直外,几乎没有朋友与之交往。空寂孤寂,怀人泪垂。就在这时,接到了早年朋友王涯寄来的诗,他无比高兴。这一“蹈”字,极传神地描绘出他的欣喜之情。
前人评价柳宗元诗歌的特点在于语言峻洁,气体明净,善于从幽峭掩抑的意境中表现沉着真挚的感情。此诗的后两句似乎是感情外露了些,其实子厚在这里“以乐景写哀事”,以反衬的手法极含蓄地表现了长期潜伏于内心而永难排遣的寂寞与痛苦,让读者在岭外荒远凄寒的景象中,看到了一位手举故乡远方寄来的诗笺,足蹈琼瑶,双泪空垂的凄美形象;听到了一千几百年前的回荡在他心胸间的悲凉凄楚、愤愤不平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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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运城)人,杰出诗人、哲学家、儒学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记》等六百多篇文章,经后人辑为三十卷,名为《柳河东集》。因为他是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又称柳柳州。柳宗元出身河东柳氏,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