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写于1938年11月17日，同年12月发表在桂林出版的《十日文萃》。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猖狂地践踏中国大地。作者和当时文艺界许多人士一同撤出武汉，汇集于桂林。作者满怀对祖国的挚爱和对侵略者的仇恨便写下了这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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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以“假如”领起，用“嘶哑”形容鸟儿的歌喉，接着续写出歌唱的内容，并由生前的歌唱，转写鸟儿死后魂归大地，最后转由鸟的形象代之以诗人的自身形象，直抒胸臆，托出了诗人那颗真挚、炽热的爱国之心。

　　诗的首句集中展现了作者对土地的一片赤诚之爱。在个体生命的短暂、渺小与大地生命的博大、永恒之间，作者为了表达自己对土地最真挚、深沉的爱，把自己想像成“一只鸟”，永远不知疲倦地围绕着祖国大地飞翔。全诗表现出一种“忧郁”的感情特色，这种“忧郁”是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爱得深沉的内在感情的自然流露，它源自民族的苦难，因而格外动人。这里有深刻的忧患意识，有博大的历史襟怀，有浓烈的爱国真情。这种忧郁表现在两点：其一，强烈的抒情色彩。这首诗可以说是作者的自白。作者采用了“直接”的抒情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土地的感情。它像“誓词”一样严肃，又像“血”一样庄严，十分强烈，震撼人心。诗人用了四行象征性的诗句，来概括“我”的使命。这四句诗并没有具体所指，但它们以更形象、更广泛的泛指性，扩大加深了这使命的内涵。作者所深深爱着的这土地，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的大搏斗，大变革。人民在奋起，民族在觉醒，“无比温柔的黎明”已经可望了……作者作为一只鸟，就要为这一伟大的时代歌唱。其二，写实和象征交织。作者用写实和象征的手法，描绘了一组鲜明的诗歌意象，分别赋予“大地”、“河流”、“风”、“黎明”等意象不同的象征和暗示意味。但作者对祖国的“黎明”也抱有乐观的信念，作了美妙的抒写。

　　这首诗在抒情上不断地强化自己的感情，以便久久地拨动心弦。此诗偏以“假如”开头，这是第一层强化。谁不知道鸟声优美清脆，此诗偏以“嘶哑”相形容，这是第二层强化。光有这两层强化还不够，于是诗中接连出现了所歌唱的对象：土地、河流、风、黎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描写这些对象时达到了穷形尽相、淋漓酣畅的地步，充分体现了这位自由体诗人的艺术特色。写诗多半是忌用或少用“的”字的，因为“的”字一多，拖泥带水，冲淡了诗味。作者艾青则不然，他敢于用由一系列“的”字组成的长句来抒发缠绵而深沉的感情，喜欢在所描写的对象前面加上大量的形容词和修饰语，以展现对象的神采风貌，形成一种特殊的立体感和雕塑感，这是作者艾青的自由诗创作不同于其他自由诗作者（如田间）的一个重要特色。《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也不例外，且看诗人在“土地”“河流”“风”“黎明”这样的中心词语前面特意加上的“悲愤的”“激烈的”“温柔的”等许多修饰语，就可窥见其中的奥秘了。以上所说的这些描摹土地、河流等景观的长句，可说是第三层强化。正当为作者不断的歌唱——顽强的生命力所折服所吸引时，诗篇却陡然来了一个大的转折，一个破折号之后突出“我死了”，让身躯肥沃土地。于是，生前和死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在这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中一以贯之的乃是“鸟”对土地的执著的爱，这便是生于斯、歌于斯、葬于斯，念兹在兹，至死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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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幅短小，构思精巧

　　土地是个博大的意象，诗人选择它来作为寄情和倾诉的对象，其境界极其广阔，然而又将这些感情浓缩在10行的诗句里，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这首先是因为作者不是从实处落笔，而是从虚处落笔，不是直写自己与土地的关系，而是通过想像把自己虚拟为“一只鸟”，借鸟儿与土地的关系来展开全诗的艺术境界，使诗的整体构架显得巧妙自然，浑然不觉。诗中的“鸟”，仅是泛指，具有象征性，不像古诗词中那些实指（如杜鹃、鹧鸪等）。“用嘶哑的喉咙歌唱”，是一句引人注目、令人心动、值得品味和沉思的诗句，也是全诗中深化作者对土地感情的一个奇异的亮点。本来，鸟声是优美清脆的，不存在“嘶哑”的声音，但作者却特别亮出“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是当时悲壮的时代氛围（抗战初期）、作者特殊的个性与气质以及作者特殊的表达需要等，共同作用于鸟儿形象而产生的审美意象，它大大提升和强化了形象的审美表现力，从中更能感到作者对土地的爱是如此的执著、坚贞和顽强：即使是面对这样一片浸透着苦难的土地，作者也要无条件地去爱，要永远不知疲倦、竭尽全力地去为这片土地而歌唱！接下来，作者用类似电影蒙太奇式的特写镜头，依次推出他要歌唱的对象：土地、河流、风、黎明。这些都是博大的自然或宇宙意象，有动有静，有近有远，境界开阔，气势恢弘。作者在“土地、河流、风、黎明”前都特意加上了带有感情色彩的形容词或修饰语，使它们一个个都转化成了富有象征意味和暗示力的画面。从构思的角度看，到这里，作者仍然紧扣“鸟儿”这个虚拟的形象（“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作者借这个形象，象征性地表现了自己决心生于土地、歌于土地、葬于土地，与土地生死相依、忠贞不渝的强烈情感。至此，诗的感情已达到了高潮。

　　巧妙转换，另辟诗境

　　通常来说，诗情到达高潮之后，再接下来抒写难度就很大，写得不好，就难以为继，或画蛇添足，或前后脱节，或情思弱化，难以压阵……但作者却巧妙地宕开一笔，隔开一行，做了必要的间歇和停顿后，开始巧妙转换，另辟诗境，写下了两行形象突出，感情进一步升华的结尾。有怦然心动，过目难忘，吟诵不已之感。

　　第一，抒情视角作了转换。诗的第一节是从虚拟的视角，即从鸟儿的视角去想像，去表现鸟儿对土地的忠诚与挚爱，显得形象含蓄；第二节却换成实写的视角，即从作者自我的视角去实写自己“常含泪水的眼睛”，倾诉自己对土地的“深沉”之爱，是直抒胸臆。这样，虚境和实境的结合与对应，构筑了全诗内在完整的艺术空间；结果与原因的关联与对照，又构成了支撑全诗的内在逻辑结构。

　　第二，写作手法作了转换。第一节用的是比，是想像的境界；第二节用的是赋，是直抒胸臆的写实。全诗由前面蒙太奇镜头式的画面暗示转到了后面作者的直接指点，以一个强有力的情感抒发结束了全篇，从而把注意力引到一个浓郁的情感氛围中，再一次感受到作者对土地的忠贞与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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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作者通过描述自己生活在祖国的这块土地上，痛苦多于欢乐，心中郁结着过多的“悲愤”、“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然而，这毕竟是生他养他的祖国，即使为她痛苦到死，也不愿意离开这土地——“死了”以后连“羽毛”也要“腐烂在土地里面”。表达了作者一种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最伟大、最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

　　意象

　　作者艾青诗歌中的土地情结以及土地在作者诗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作者艾青堪称“土地的歌者”，“土地”构成了作者诗歌的中心意象。“土地”这一意象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华文明的象征，也是祖国命运的象征，其中聚集着作者对祖国和大地母亲深深的爱，这种感情在这首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诗人表示要像鸟一样歌唱祖国大地；死了，也要使自己融进祖国的土地中。“土地”的意象也凝聚着作者对生于斯、耕作于斯、死于斯的劳动者最深沉的爱，对他们的命运的关注与探索。这里的“土地”，不再单纯是客观景物，而是贯注了作者主观情感的“象”。作者对苍老、衰弱、正备受苦难的祖国感到万分悲哀，挟着这份感情，用忧郁的目光扫视周围时，寂寞、贫困的旷野的载体——土地便进如作者的脑海。作者通过吟唱土地这一个“象”，诅咒摧残土地的人，幻想着土地能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在诗中，作者的歌喉虽然沙哑但却宽厚，虽然悲哀但却博大，显示出一种雄浑的生命感；虽古朴但却苍劲有力，因为土地是孕育万物的基础。正是由于有了对土地的这种热爱和眷恋，作者笔下的另外三个意象便顺流而出。“河流”的前面加上“永远汹涌着”和“悲愤”两个形容词，“风”前面加上“无止息地吹刮着的”和“激怒”两个修饰语，就把“河流”“风”这两种外在的纯景物变成了含有作者主观情思的“象”，就把悲愤和激怒的人民为了挽救土地的那种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奋力抗争的革命斗争形象地表现了出来。“黎明”这个意象表明作者坚信在人民风起云涌的斗争中必将迎来曙光，迎来胜利。但是作者意犹未尽，“——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表达了作者对土地执著的爱。最后两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再回归到土地这个意象上来，深化了文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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