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暮色苍茫,风平浪静,一叶孤舟有气无力的停在江边。还记得快乐的往事,如同水光山色给人以美的享受。你遭到沉重打击,不知道身边发生的事,佳人离你而去。即便佳人归来,和楚襄王梦高唐、赋行云一样,不过是梦幻而己,并非现实。
不要为那些小事而烦恼。既然事已如此,恨也没用,想也没用,让它过去算了。但楚天特地,展现眼前的也只是凝贴碧空的暮云朵朵。人生在世,得意时少,失意时多。自古如此,不要愁得头发都苍白了。笑你太多情,连青衫都湿透了。
注释
陈季陵:陈天麟字季陵,宣城人,绍兴进士。曾知赣州:茶商军进犯赣州、吉安,陈季陵协助辛稼轩将其平定。
倦客:疲惫之游客。苏轼《书普慈长老壁》诗:“倦客再游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
些个:一些,一点儿。如言这些个,那些个。宋代俗语。
参考资料:
此词除感情真挚,写景尤为突出。作者所写之景,有眼前的苍茫落日,合碧暮云,也有记忆中的水光山色,但不论是哪一类景物,都能写得形象鲜明,情含景中。尤其是对水光山色的描写,以“眉来眼去”四字状之。把无生命的山水,写成有生命有感情的人物,真是奇妙之至,也生动之至。加之作者在叙事时,又使用了抒情手法,有时甚至以议论代替抒情,行文中又略见跌宕起伏,便收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词的上片主要是写别离。开头两句写景:暮色苍茫,风平浪静,一叶孤舟有气无力的停在江边。这些景色,给离宴涂上了一层凄苦色彩,烘托出一派离别气氛。“还记得”二句回忆往事,写双方有道一段相处的美好时光。“眉来眼去,水光山色”,真令人回味不已。这段看似快乐的往事,而今已不能再给人以美的享受,不过是以乐景写哀,更增加离人的悲哀而已。“倦客”二句写离别。倦客,当指陈季陵,称之为倦客,是对罢职者的委婉说法。因其遭到沉重打击,神志颓丧,已“不知身近远”了;“佳人已卜归消息”。也是一种婉转的说法,其实是恰在此时,佳人离陈季陵而去,使陈季陵痛苦不堪。末二句写后会无期。在这里,作者使用了一个假设句,说明即便佳人归来,和楚襄王梦高唐、赋行云一样,不过是梦幻而己,并非现实。
词的下片主要劝勉与激励。“些个事”四句,劝陈季陵不要为那些小事而烦恼。是说那些小事儿有谁能事先知道,既然事已如此,恨也没用,想也没用,让它过去算了。“但楚天”二句。是说佳人虽然归去,楚天还是有情的么!“暮云凝碧”四字,再写暮色,以照应开头;“日幕碧云合,佳人殊未来”这里虽只提到暮云凝碧,从语境上说也应包含“佳人殊未来”在内,和上片“佳人已卜归消息”迢相呼应,且重申了“佳人难再得”之意。“过眼”二句即事明理,说明人生在世,得意时少,失意时多。自古如此,何必要愁得“今白头”呢!煞拍借古喻今,从表面上看是笑陈季陵太多情,其实是要激励陈季陵振作起来,其用心之良苦,可想而知。
在古代,除了爱情之外,亲情友情也同样重要,在古代诗词中,黄昏怀人的情感不独出现在情人之间,朋友之间离别的黄昏之思也成为诗歌中的特有内容。如《满江红·赣州席上呈陈季陵太守》,清·李渔《窥词管见》说:“作词之料,不过情景二字,非对眼前写景,即据心上说情。说的情出,写的景明,即是好词。”此词写景尤为突出,开头“暮色苍茫”既点明了离别的时间,也给离别的宴席涂上了一层凄苦的色彩,烘托出一种悲伤的气氛。“暮云凝碧”再次写到暮色,照应开头,情含景中,形象鲜明。
参考资料:
《满江红·赣州席上呈陈季陵太守》作于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江西提点刑狱司设在赣州,即今江西赣州市。
参考资料: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