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梳成了倭堕髻低低地垂,描出又细又长的弯眉。终日为相思心碎,待到百花争艳的时候,我已为君憔悴。
注释
南歌子: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名。又名”南柯子“”风蝶令“。《金奁集》入“仙吕宫”。
倭堕:即倭堕髻,本是汉代洛阳一带妇女的时髦发式。
连娟:或作联娟,微曲的样子,形容女子眉毛弯曲细长,秀丽俊俏。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闺情词,写闺中女子对情郎刻骨铭心的思念。词为短制小令,然而女主人公深沉执着而丰富细腻的爱情却表现得极其深刻,扣人心弦。
起笔二句描摹女子的妆饰容貌。词人刻划女子姣丽动人,只选择写了发髻与眉毛,是以局部代替全貌的手法。信手挽梳的堕马髻,大弧度地半歪头侧,如一朵斜挂树冠的乌黑云朵,飘飘荡荡,欲堕非堕,使人联想到女子轻步移走时,风飘仙袂,窈窕婀娜的娇柔风韵;两道淡细的蛾眉,弯弯地延伸向额际,似轻雾遮掩的黛绿春山,如隐如现,似乎可以看到眉下一湾清水似的脉脉双眼。发髻弧线与眉毛曲线构成的画面,富有柔和的线条美感,传递出了女子的风采和神韵,这是一个淡雅高洁、痴情真纯的美貌女子。
“终日”句,由外貌描写转入内心世界。“两相思”,实际上是特指女子一方对情人的思念。男子何往不知,但从词意看已久未相聚,唯有心系神绕之。“终日”如痴如醉,思念不已,极写女子情意深挚。这一“终日”,不是指一日的自晨至暮,而是日日如此。一句话概括尽女子每一天的举止与心理,它既是首二句的补足,又为后二句蓄势、张本。此句还说明了首二句乃暗含慵惰恹恹之态:堕马髻以高危颤晃为美,女子却漫不经心地“低梳”而成;蛾眉本应精描艳抹,女子却信手“淡扫”而罢。“女为悦己者容”,伊人不在,妆成无人赏。意之真,情之深,于细微处可体会到。
有了前三句从外貌到内心的全面刻划,最后水到渠成地推出“为君憔悴尽,百花时”,感情强烈,分不出是女子心底的呼唤、倾慕,抑或怨叹、表白。这是一股感情的迸发,确是词人经意用笔之处。前面已写女子无心妆扮,终日相思,这儿又写她春日相思,这是加倍的写法,意义并不重复。词人特意选择春天,尤其百花盛开春烂漫时,浓笔突出她典型环境中的相思之苦之深。春天万物竞生、春机盎然,是洋溢着生命活力、饱含幸福蜜汁的季节;春天又往往使人珍惜美好的青春年华、追求欢快的爱情生活。唐人王昌龄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可以说是古来闺中女子的代表心情。词中女主人公在这容易触动人情的春天里,自然倍加强烈地思念情人,难怪她要“为君憔悴尽”了。“憔悴尽”的女子容貌,一经词人以“百花时”相映衬,便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女子姣好的容貌被相思煎熬得日益消瘦憔悴,生命的花朵渐渐枯萎欲凋,自然界的花朵则满山遍野烂漫盛开,传递出热闹的春意。一冷一热,一黯淡一明媚,两相对比,反差强烈,一下子就将女子至死不渝的爱情和细腻敏感的内心世界,深刻地展示出来,并以其真纯的感情、凄苦的命运,来感染读者。词人这里用的是重笔,笔之力度极重极强,如古刹击钟,最后一槌声震山野的重敲,惊撼人心,发人至深,余音久远。再从头咀嚼全词,前面似不经心的淡笔之意,皆一一显明出来,细加品味,清香满口,经久不散。
此词率直地表现女子强烈的相思之情,与温庭筠词一般的含蓄温婉风格明显不同,这应该是与吸收了民间词的成分有关。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温庭筠(约812或说801、824)年—约866或说870、882年)唐代诗人、词人。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东南)人。富有天赋,文思敏捷,每入试,押官韵,八叉手而成八韵,所以也有“温八叉”之称。然恃才不羁,又好讥刺权贵,多犯忌讳,取憎于时,故屡举进士不第,长被贬抑,终生不得志。官终国子助教。精通音律。工诗,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其诗辞藻华丽,秾艳精致,内容多写闺情。其词艺术成就在晚唐诸词人之上,为“花间派”首要词人,对词的发展影响较大。在词史上,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存词七十余首。后人辑有《温飞卿集》及《金奁集》。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