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清明时节,雨声响成一片。江水上涨淹没了渡口的沙滩。路旁,雪白的梨花冷冷地看着我走过,仿佛责怪我这个时候还不思故土,而对他乡的山水花木如此痴情苦恋。
只有到那莺啼燕舞的珠帘绣户,云裳雾鬓的琐窗朱阁,在欢歌曼舞中一醉消愁。酒醒时只听得归鸦啼鸣。归去时随手折了一枝杨柳,走到客舍门前,这才恍然醒悟:此处哪有自己的家门!
注释
渡(dù)头:渡口。
翻:却,表示转折。
天涯:远离家乡的异地。
燕帘莺户,云窗雾阁:借指歌楼舞榭。
杨柳:古时清明节有家家户户门上插柳以祛邪的风俗。
参考资料:
这首词作于宋亡以后,抒发飘泊沦落之悲情。此词写情愁,选景独出心裁,写情愁言愁之精妙,表达之条理。这使在词中平素并不显眼的词语,在词人笔下却显得幽默,有韵味。
“清明时节”二句,描写的清明时的雨,不是毛毛细雨,而成了哗哗大雨。恰在此时作者冒雨寻春,却被大雨所困,见到江边水急,浪潮翻涌。
“翻被梨花冷看,人生苦恋天涯。”雨洒梨花,本也是极美妙而又难得的一景,可是张炎并没有照实写来,而是反过来写梨花看人,而且是“冷看”。并且从她那冷淡的眼神中,词人还感受到一种责怪之意——人生于世能像你这样不思故土,而对他乡的山水花木如此痴情苦恋吗!这“遭遇”,这“责怪”,与词人冒雨出游之意,真是适得其反。而又有口难辩,上片至此也就戛然而止,可是无限辛酸,无限悲恨,尽在不言之中。这种赋予客观景物以情知而后翻写过来,更能收到曲笔深情、宛转有致的效果,因而在词中也就成了一种常用的手法。冒雨出游,观潮、赏花,本想借以忘忧,谁知”翻被梨花冷看”,没奈何,只有换个去处。
“燕帘莺户,云窗雾阔,酒醒啼鸦。”“燕帘莺户,云窗雾阔”是指歌妓舞女之所。雨中寻景不成,因而只能到莺啼燕舞的珠帘玉户消磨时光,一醉解千愁。然而醉乡虽好,难以久留,醉醒客散,只见归鸦啼鸣,人去楼空。
“折得一枝杨柳”二句,杨柳,古时清明节中家家户户门上插柳以祛邪。归去的途中,作者也随手折了一枝杨柳,但走至住所才恍然醒悟——浪流之人羁驻之旅,哪会有自己的家门呢?作者不禁感叹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一种天涯游子欲归无处,欲住无家的悲哀,猛然袭向心头。一枝无处可插的杨柳,满腹悲怨溢于词中,幽默中见无奈。词人用笔举重若轻,不见着力,是那么自然,用笔之巧,用意之妙,叫人拍案叫绝。
该词在表现上采取遣愁——增愁,也就是几番消愁愁更愁的矛盾,步步逼近主题,词的思路,情感的层次是很有条理的。词人往往用后面的个别词语,去暗示、交代前面省略的内容,只有把握全词,方可融会贯通。比如说,我们只有读到“酒醒”二字,才可了解“燕帘莺户,云窗雾阁”二句的全部含意;只有读到“归来”二字,方知上文云云,皆是出门之后的活动;只有读到“插向谁家”,方知这“归来”之处,亦非其家,方知全词所写乃客中遣愁。这些很不显眼的词语,一经词人的安排、组合,不仅成了前后照应、网络全篇的暗纽,而且还由此形成了一种以后示前、愈进愈明的结构。从而使那些寻常的题材,平易的语言,增添了婉转幽深的情韵。
参考资料:
张炎(1248年-1320年),字叔夏,号玉田,晚年号乐笑翁。祖籍陕西凤翔。六世祖张俊,宋朝著名将领。父张枢,“西湖吟社”重要成员,妙解音律,与著名词人周密相交。张炎是勋贵之后,前半生居于临安,生活优裕,而宋亡以后则家道中落,晚年漂泊落拓。著有《山中白云词》,存词302首。张炎另一重要的贡献在于创作了中国最早的词论专著《词源》,总结整理了宋末雅词一派的主要艺术思想与成就,其中以“清空”,“骚雅”为主要主张。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