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你问我回家的日期,归期难定,今晚巴山下着大雨,雨水已涨满秋池。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一起秉烛长谈,相互倾诉今宵巴山夜雨中的思念之情。
注释
寄北:写诗寄给北方的人。诗人当时在巴蜀(现在四川省),他的亲友在长安,所以说“寄北”。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亲友的深刻怀念。
君:对对方的尊称,等于现代汉语中的“您”。
归期:指回家的日期。
巴山:指大巴山,在陕西南部和四川东北交界处。这里泛指巴蜀一带。
秋池:秋天的池塘。
何当:什么时候。
共:副词,用在谓语前,表示动作行为是由两个或几个施事者共同发生的。可译为“一起”。
剪西窗烛:剪烛,剪去燃焦的烛芯,使灯光明亮。这里形容深夜秉烛长谈。“西窗话雨”“西窗剪烛”用作成语,所指也不限于夫妇,有时也用以写朋友间的思念之情。
却话:回头说,追述。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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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何时回家,我回家的日期定不下来啊!我此时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这正在盛满秋池的绵绵不尽的巴山夜雨了。
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一齐坐在家里的西窗下,共剪烛花,相互倾诉今宵巴山夜雨中的思念之情,那该多好!
参考资料:
这首诗所寄何许人,有友人和妻子两说。前者认为李商隐居留巴蜀期间,正是在他三十九岁至四十三岁做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僚时,而在此之前,其妻王氏已亡。持者认为在此之前李商隐已有过巴蜀之游。也有人认为它是寄给“眷属或友人”的。从诗中所表现出热烈的思念和缠绵的情感来看,似乎寄给妻子更为贴切。
开首点题,“君问归期未有期”,一问一答,先停顿,后转折,跌宕有致,极富表现力。其羁旅之愁与不得归之苦,已跃然纸上。诗前省去一大段内容,可以猜测,此前诗人已收到妻子的来信,信中盼望丈夫早日回归故里。诗人自然也希望能早日回家团聚。但因各种原因,愿望一时还不能实现。首句流露出离别之苦,思念之切。
次句“巴山夜雨涨秋池”是诗人告诉妻子自己身居的环境和心情。秋山夜雨,总是唤起离人的愁思,诗人用这个寄人离思的景物来表了他对妻子的无限思念。仿佛使人想象在一个秋天的某个秋雨缠绵的夜晚,池塘涨满了水,诗人独自在屋内倚床凝思。想着此时此刻妻子在家中的生活和心境;回忆他们从前在一起的共同生活;咀嚼着自己的孤独。
三、四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对未来团聚时的幸福想象。心中满腹的寂寞思念,只有寄托在将来。那时诗人返回故乡,同妻子在西屋的窗下窃窃私语,情深意长,彻夜不眠,以致蜡烛结出了蕊花。他们剪去蕊花,仍有叙不完的离情,言不尽重逢后的喜悦。这首诗既描写了今日身处巴山倾听秋雨时的寂寥之苦,又想象了来日聚首之时的幸福欢乐。此时的痛苦,与将来的喜悦交织一起,时空变换,
此诗语言朴素流畅,情真意切。“巴山夜雨”首末重复出现,令人回肠荡气。“何当”紧扣“未有期”,有力地表现了作者思归的急切心情。
参考资料:
现传李诗各本题作《夜雨寄北》,“北”就是北方的人,可以指妻子,也可以指朋友。有人经过考证,认为它作于作者的妻子王氏去世之后,因而不是“寄内”诗,而是写赠长安友人的。但从诗的内容看,按“寄内”理解,似乎更确切一些。
第一句一问一答,先停顿,后转折,跌宕有致,极富表现力。翻译一下,那就是:“你问我回家的日期;唉,回家的日期嘛,还没个时间啊!”其羁旅之愁与不得归之苦,已跃然纸上。接下去,写了此时的眼前景:“巴山夜雨涨秋池”,那已经跃然纸上的羁旅之愁与不得归之苦,便与夜雨交织,绵绵密密,淅淅沥沥,涨满秋池,弥漫于巴山的夜空。然而此愁此苦,只是借眼前景而自然显现;作者并没有说什么愁,诉什么苦,却从这眼前景生发开去,驰骋想象,另辟新境,表达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愿望。其构思之奇,真有点出人意外。然而设身处地,又觉得情真意切,字字如从肺腑中自然流出。“何当”(何时能够)这个表示愿望的词儿,是从“君问归期未有期”的现实中迸发出来的;“共剪……”、“却话……”,乃是由当前苦况所激发的对于未来欢乐的憧憬。盼望归后“共剪西窗烛”,则此时思归之切,不言可知。盼望他日与妻子团聚,“却话巴山夜雨时”,则此时“独听巴山夜雨”而无人共语,也不言可知。独剪残烛,夜深不寐,在淅淅沥沥的巴山秋雨声中阅读妻子询问归期的信,而归期无准,其心境之郁闷、孤寂,是不难想见的。作者却跨越这一切去写未来,盼望在重聚的欢乐中追话今夜的一切。于是,未来的乐,自然反衬出今夜的苦;而今夜的苦又成了未来剪烛夜话的材料,增添了重聚时的乐。四句诗,明白如话,却何等曲折,何等深婉,何等含蓄隽永,余味无穷!
姚培谦在《李义山诗集笺》中评《夜雨寄北》说:“'料得闺中夜深坐,多应说着远行人'(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家》),是魂飞到家里去。此诗则又预飞到归家后也,奇绝!”这看法是不错的,但只说了一半。实际上是:那“魂”“预飞到归家后”,又飞回归家前的羁旅之地,打了个来回。而这个来回,既包含空间的往复对照,又体现时间的回环对比。桂馥在《札朴》卷六里说:“眼前景反作后日怀想,此意更深。”这着重空间方面而言,指的是此地(巴山)、彼地(西窗)、此地(巴山)的往复对照。徐德泓在《李义山诗疏》里说:“翻从他日而话今宵,则此时羁情,不写而自深矣。”这着重时间方面而言,指的是今宵、他日、今宵的回环对比。在前人的诗作中,写身在此地而想彼地之思此地者,不乏其例;写时当今日而想他日之忆今日者,为数更多。但把二者统一起来,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构成如此完美的意境,却不能不归功于李商隐既善于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又勇于进行新的探索,发挥独创精神。
上述艺术构思的独创性又体现于章法结构的独创性。“期”字两见,而一为妻问,一为己答;妻问促其早归,己答叹其归期无准。“巴山夜雨”重出,而一为客中实景,紧承己答;一为归后谈助,遥应妻问。而以“何当”介乎其间,承前启后,化实为虚,开拓出一片想象境界,使时间与空间的回环对照融合无间。近体诗,一般是要避免字面重复的,这首诗却有意打破常规,“期”字的两见,特别是“巴山夜雨”的重出,正好构成了音调与章法的回环往复之妙,恰切地表现了时间与空间回环往复的意境之美,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宋人王安石《与宝觉宿龙华院》云:“与公京口水云间,问月'何时照我还?'邂逅我还(回还之还)还(还又之还)问月:'何时照我宿钟山?'”杨万里《听雨》云:“归舟昔岁宿严陵,雨打疏篷听到明。昨夜茅檐疏雨作,梦中唤作打篷声。”这两首诗俊爽明快,各有新意,但在构思谋篇方面受《夜雨寄北》的启发,也是显而易见的。 (霍松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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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李商隐在东川(今四川三台)节度使柳仲郢的幕府中担任书记(相当于现在的秘书)之职,他的妻小却远在长安(今陕西西安),长安在巴蜀东北,故称寄北。
这是一首朴素的小诗。整首诗明白如话,明朗清新,没有起兴,没有典故?也不用象征。这在李商隐的诗里并不多见,他大部分作品以词采“华艳”着称。这首诗短短四句,只是娓娓道来:你问我何时归来,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归期。眼下这夜色中的巴山,秋雨绵绵,池塘里秋水已满。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一起在西窗下剪烛夜谈,再来叙说今天的巴山夜雨呢?
一般说来,近体诗是要避免字面的重复的。可是在这首诗中,作者却好像刻意地重复着“巴山夜雨”这个短语,而巴山夜雨,也确实成为全诗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意象。这一意象在诗里出现两次,但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
第一次出现的“巴山夜雨”,在“巴山夜雨涨秋池”中,是诗人现实中的背景,它点明诗人当时所在的时空位置:秋天、雨夜、巴山;也是诗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羁旅情愁的写照。巴山,这里代指蜀地,在李商隐时代,还是未被开发的“凄凉地”,唐代的另一诗人刘禹锡就曾感慨“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秋雨绵绵,秋夜漫漫,独处凄凉之地,诗人的身世之悲,漂泊之感,思念之情,一如巴山夜雨,池中秋水,淅淅沥沥,在心头漫溢。
行笔至此,那凄苦的秋风秋雨,似乎已浸透纸背,寒入骨髓。然而,诗人此时笔锋一转:“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一个温馨浪漫的画面,立刻取代了刚才的凄风苦雨。而此处的“巴山夜雨”,是在想象中,拉远成一个淡淡的记忆——那迷蒙阴冷的秋夜,仿佛只为烘托西窗下这摇曳的红烛;那巴山淅淅沥沥的雨声,仿佛只为此时耳畔的喁喁私语伴奏。同样的巴山夜雨,瞬间变得如此温情脉脉,令人怀念。幸福也许就是这样,它需要对比、需要映照,在与过往不幸或者愁苦的比照中,现时的幸福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吧?用现在人们常说的话,就是“忆苦思甜”。而在李商隐这里,就是与爱妻共剪西窗烛时,依偎一起遥望巴山夜雨。在诗人写下这样的诗句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是在“此时”遥望“彼时”的幸福,因为巴山夜雨还没有从现实的背景转化成回忆的背景,他只是在此时想象着、憧憬着自己在不远的未来,可以以那样的方式,幸福地遥望此时。但即使只是一种对幸福的遥望,也已经让诗人沉浸在某种幸福之中了。夜色中的巴山、池塘里的秋水,也因此被抹上一层诗意的美丽。
有人考证,认为此诗是作者于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七月至九月间,入东川节度使柳仲郢梓州幕府时作。那时诗人妻王氏已殁(王氏殁于大中五年夏秋间)。为此,也有人认为此诗是诗人寄给长安友人而非妻子。但李商隐入梓州,与其妻去世,均在大中五年夏秋之际,即使王氏去世居先,义山诗作在后,在当时交通阻塞和信息不灵的时代,也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这样的推测成立,那么这首《夜雨寄北》,实在是一首伤心之作。诗人在巴山夜雨中对幸福的遥望,如果终究没能在现实里落脚,那它又是以怎样的伤痛结束?这一切今天的我们已无从知道,只是,当我们今天再读这首诗时,会不会感动于那样一种遥望?一边是天人永隔,一边还在浑然不知地深情遥望。在那音讯难通的时代,在那生离犹如死别的日子,他们的思念比之现代的情侣,是不是更深挚,更真切?
诗人是否得到他遥望的幸福,我们不得而知,他也再无交代,但是,他的诗歌至少描述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使在巴山夜雨那样的愁苦中,幸福,也是可以遥望的。(来源:五车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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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雨寄北》,选自《李义山诗集》,是李商隐脍炙人口的抒情短章,是诗人写给远在北方的妻子的。当时诗人被秋雨阻隔,滞留荆巴一带,妻子从家中寄来书信,询问归期。但秋雨连绵,交通中断,无法确定,所以回答说:君问归期未有期。这一句有问有答,跌宕有致,流露出诗人留滞异乡、归期未卜的羁旅之愁。诗人与夫人王氏伉俪情深,时刻盼望能速归故里,与妻子共坐西窗之下,剪去烛花,深夜畅谈。而此时,只能苦苦思念。诗只有四句,却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既包含空间的反复对照,又体现时间的回环跳跃。“何当”为设想之词,设想由实景而生,所以第二句中的巴山夜雨成为设想中回忆的话题,自然成为“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样的巧妙诗句。
李商隐的爱情诗多以典雅华丽、深隐曲折取胜,这首诗,《万首唐人绝句》中题作《夜雨寄内》,“内”就是“内人”,指妻子。诗人在巴山雨夜中思念妻子,充满了深深的怀念之情。诗人用朴实无华的文字,写出他对妻子的一片深情,亲切有味。全诗构思新巧,自然流畅,跌宕有致。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是诗人身居遥远的异乡巴蜀写给他在长安的妻子的诗(或写给友人)。李商隐对妻子的爱很真挚,他们结婚不到12年,妻子便死了。就是在那12年中,由于诗人到处飘泊,也不能和妻子经常团聚。俗话说:小别胜新婚。李商隐与妻子的分别却常常是久别,因而对夫妻恩爱、相思情长就体会的更深、更强烈。在其笔下就呈现出“春蚕吐丝”、“蜡炬成灰”般的挚着热烈,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首小诗写得明白如话,不用典故,不用比兴,直书其事,直写其景,直叙其话;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蕴无限深情于质朴无华的词语之中,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余地。
首句起笔以“君”直呼对方,以独特的视角勾画出一幅夫妻相思温情脉脉的画面:亲爱的妻啊,你肯定是怀着急切的心情问我归期是何日,那么,现在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这句诗的独特之处在于诗人以错位的视角写相思之情,即对方未必真有信寄来询问归期,而是诗人设想妻子思念、询问归期。在我国古诗中写相思之情的诗,往往并不直接写自己如何思念对方,而是写对方如何思念自己,通过这种手法委婉地表达诗人的思念之情。如杜甫的《月夜》就是通过设想妻子在月夜对自己的思念来表现自己对妻子的思念。“君问归期未有期”一句看似平淡,却把自己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注入到了每一个字中,委婉、深情、耐人寻味。
“巴山夜雨涨秋池”直写自己当时所处的环境,也就是写景。诗人以简练的语言描绘了一个特定的环境:巴山,秋夜,大雨倾盆。作者对这个环境作了较为具体的描写,不仅写了天上所下之雨,而且写了地下所积之雨。透过写实的景物,使人仿佛感受到了这样一个气氛:周遭一片黑夜迷茫,大雨滂沱,池水涨满,作者身边无一个亲密的友人,雨骤风狂,人事寂寥,此情此景使人倍感孤独、凄凉。这淋淋的秋雨使人心烦,盈盈的池水令人情满,自然作者的内心情感也汹涌难平。那么,“涨秋池”给人的感觉岂止是滂沱的秋雨和上涨的池水?分明是作者在不眠之夜对妻子无限思念的感情波涛。所以,写景中又深深地透着写情,写的是环境,但绝不单单是环境,字里行间流露着一个“情”字。这样,情景交融就构成了一种艺术境界。
本诗写了两次:“巴山夜雨”,第一次是实写,第二次是虚写、想象与妻子团圆,“共剪西窗烛”时再回忆起巴山夜雨情景。
如果说前两句是实写当前景的话,那么后两句则是虚写未来情。诗人在秋雨绵绵之夜,触景生情,展开想象的翅膀,用丰富而自然的联想来表现他们夫妻的恩爱之情。诗人在此选取了两种情态:一个是动态“共剪”,一个是语态“却话”。“共剪西窗烛”,具体细腻而又无限传神地描绘出了一幅良宵美景图,一个“共”字极写了亲昵之情态。而“何当”一词却又把诗人描绘的美景推向了远方,推向了虚处。这美景原来不过是诗人追念、向往的,至于何时重回温柔乡中,一切都在“未有期”中。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又是多么无奈的事情。这一句,字字含情,却又不着一个“情”字,表达非常含蓄。
传情莫过于语言,“言为心声”,诗人想象夫妻二人团聚在一起,秉烛夜话,进行心灵的交流。“却话”是回溯追想,诗人此时设想彼时,而彼时正谈论此时,谈论的是巴山夜雨之时的思念之情。在这首短小的四句诗中两处出现“巴山夜雨”的字样,这种情况在一般的古诗中是绝少见的,
形象、细腻、含蓄、深刻,是这首诗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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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洪迈编的《万首唐人绝句》里,这首诗的题目为《夜雨寄内》,意思是诗是寄给妻子的。从诗中“巴山”一语看来,诗写于巴蜀之地。李商隐曾经应聘到四川,任东川节度柳仲郢的幕僚,时间是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先于此一年,李商隐的妻子却已故去。给李商隐诗集作笺注的清代人冯浩,尽管认为诗题不必改作“寄内”(因为“集中寄内诗皆不明标题”),但内容却是“寄内”的。为此,他把诗的写作时间,推前至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按冯浩考证,李商隐这一年是在桂州(今广西桂林)郑亚的幕府。当年郑亚由于政敌的诬陷,被贬为循州刺史。李商隐未去循州,由水路经长沙,于次年回到长安。冯浩认为在归途中李商隐曾经“徘徊江汉、往来巴蜀”,“于巴蜀间兼有水陆之程”。《夜雨寄北》就是写在归途中经过巴蜀时。近人岑仲勉、陈寅恪曾经指出关于巴蜀之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其实,冯浩也没有说得太死。他含糊地说,李商隐这时到过巴蜀,“玩诸诗自见,但无可细分确指”。可见,通常把《夜雨寄北》,说是李商隐寄给自己妻子的;这一说,似还可再斟酌。
李商隐的一生是不幸的。他刚刚踏入仕途,就被卷进了牛、李的朋党之争中。(牛,牛僧孺;李,李德裕。朋党,官僚集团。)852年随柳仲郢入蜀,实属迫不得已。仕途多艰,妻子早逝,心境是悲凉的。几年以前,当他在徐州卢循正幕府时,他颇为踌躇满志。“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赠四同舍》)到四川以后,这种乐观情绪消失了。“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初起》)他断绝了与外界的交往,甚至与同府的幕僚也没有什么交谊。《夜雨寄北》,写得一往情深,而且诗寄的“君”,关切地问着他的归期,他也盼着与“君”“共剪西窗烛”。这个“君”,至少具备三个条件。一,以往过从较密;二,此刻仍有诗书交往;三,彼此心心相印。从现存的李商隐的诗文看来,有一个人可以成为这样的“君”,那就是晚唐的词人温庭筠。李商隐在徐州幕时,温曾有诗“秋日旅舍寄义山李侍御”。李商隐在四川时,也有三首诗寄赠温。温的出身较李要名贵些,是唐初宰相温彦博的裔孙,但他也同样受到牛党令狐绹的排挤和压抑,晚年才做了方城尉与国子助教。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大概可以说,《夜雨寄北》,是李商隐在梓州幕府时写给温庭筠的。这样,或许能更为精细地品味出诗中蕴含的情感内容。
“君问归期未有期”,诗一开始,就摆出了不可解脱的矛盾。归期的希望与未有期的失望,两相对立。悲怆沉痛,笼罩全篇。“巴山夜雨涨秋池”,表面上看,是即景点题。但是这一景象把归期未有期的沉痛情绪,渲染得更形象、更浓郁了。独在他乡异域的巴山,是秋天,又是深夜,又是夜雨。这一情境本身就是令人伤感的。尤其是“涨秋池”三字,秋雨绵绵,把池水都涨满了。诗人抓住了这一精细的而又富于生活实感的画面,调动读者的想象,似乎秋池里涨的不是秋水,而是诗人难以解脱的痛苦。
绝句虽属短制,但也讲究结构的技艺。前人有言,绝句大抵起承二句困难,然不过平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如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这首诗的第三句,就显示了这种工夫。“何当共剪西窗烛”,宕开一笔,从眼前跳脱到将来,从巴山跳脱到北方(长安),用示现的修辞方法,写出诗人的遐想。“共剪西窗烛”,可能溶化了杜甫《羌村三首》中“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的诗境,但是由夫妇化为友朋,活用了,情味更浓。“何当”二字,意思是“什么时候才能够”,照应首句“未有期”,既有热切地盼望,又有难以料定的惆怅。在情意上,与前两句,似断非断。
第四句显得更为精彩。“却话巴山夜雨时”,是承“共剪西窗”而来,为顺流之舟。在短小得只能有四句的绝句体裁里,毫不可惜地运用了重复句意,不能不谓之大胆。然而,再次出现的“巴山夜雨”,无单调之嫌,文意反而曲折深厚。如果说,前一句“巴山夜雨”是以景写情,那么这一句的“巴山夜雨”却是以情写景。它与“西窗剪烛”,组成一幅温暖的动态画面,表现了诗人对于归期的向往,对于“君”的深厚友情。这给诗中增添了欢欣感。这种欢欣只是一种难以卜料的期待,因而示现于将来的欣慰,又加剧了眼前归期未有期的痛苦。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情感不断起伏、跳跃,但是通篇的情感色调又是和谐、统一的。
李商隐的诗,特别是他晚年的诗,感伤情绪很浓。这种感伤反映了时代的黑暗,反映了他个人遭遇的不幸。《夜雨寄北》,虽然有些欢欣的折光,总的看来,也是感伤的。只是这种感伤表现得很曲折、很深沉。一句“巴山夜雨涨秋池”,隐含了多少丰富的潜台词。这里似乎不是由于夫妻分离而感到的痛苦,实在是深深包含了诗人此时此地回顾一生的哀愁,隐含着对于现实的愤懑与绝望。
这首诗即兴写来,写出了诗人刹那间情感的曲折变化。语言是朴实的,在遣词、造句上看不出修饰的痕迹。李商隐的大部分诗,辞藻华美,用典精巧,长于象征、暗示。这首《夜雨寄北》,表现了李商隐诗的另一种风格:质朴、自然,却同样具有“寄托深而措辞婉”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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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选自《玉溪生诗》卷三,是李商隐留滞巴蜀(今四川省)因思念长安亲友而作。因为长安在巴蜀之北,故题作《夜雨寄北》。
参考资料: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有秦客问于东野主人曰:「闻之前论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闻韶,识虞舜之德;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斯已然之事,先贤所不疑也。今子独以为声无哀乐,其理何居?若有嘉讯,今请闻其说。」主人应之曰:「斯义久滞,莫肯拯救,故令历世滥于名实。今蒙启导,将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锺。故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故,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淫,斯其大较也。然『乐云乐云,锺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兹而言,玉帛非礼敬之实,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而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案,「戚」本作「感」,又脱同字,依《世说·文学篇》注改补。)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夫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其所觉悟,唯哀而已。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风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国史明政教之得失,审国风之盛衰,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故曰『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夫喜、怒、哀、乐、爱、憎、惭、惧,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传情,区别有属,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为称,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则爱憎宜属我,而贤愚宜属彼也。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我憎而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怒而谓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则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且季子在鲁,采《诗》观礼,以别《风》、《雅》,岂徒任声以决臧否哉?又仲尼闻《韶》,叹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声以知虞舜之德,然後叹美邪?今粗明其一端,亦可思过半矣。」
秦客难曰:「八方异俗,歌哭万殊,然其哀乐之情,不得不见也。夫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虽托之于他音,寄之于余声,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使得过也。昔伯牙理琴而锺子知其所志;隶人击磬而子产识其心哀;鲁人晨哭而颜渊审其生离。夫数子者,岂复假智于常音,借验于曲度哉?心戚者则形为之动,情悲者则声为之哀。此自然相应,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声众为难,不能者不以声寡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听,而谓之声无可察之理;见方俗之多变,而谓声音无哀乐也。」又云:「贤不宜言爱,愚不宜言憎。然则有贤然后爱生,有愚然后憎成,但不当共其名耳。哀乐之作,亦有由而然。此为声使我哀,音使我乐也。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何得名实俱去邪?」又云:「季子采《诗》观礼,以别《风》、《雅》;仲尼叹《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欤?且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师涓进曲,而子野识亡国之音。宁复讲诗而后下言,习礼然后立评哉?斯皆神妙独见,不待留闻积日,而已综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为美谈。今子以区区之近知,齐所见而为限,无乃诬前贤之识微,负夫子之妙察邪?」
主人答曰:「难云:虽歌哭万殊,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验于曲度,锺子之徒云云是也。此为心悲者,虽谈笑鼓舞,情欢者,虽拊膺咨嗟,犹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诳察者于疑似也。以为就令声音之无常,犹谓当有哀乐耳。又曰:「季子听声,以知众国之风;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为文王之功德,与风俗之盛衰,皆可象之于声音:声之轻重,可移于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于将来。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绝于今日,何独数事哉?若此果然也。则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数,不可杂以他变,操以余声也。则向所谓声音之无常,锺子之触类,于是乎踬矣。若音声无常,锺子触类,其果然邪?则仲尼之识微,季札之善听,固亦诬矣。此皆俗儒妄记,欲神其事而追为耳,欲令天下惑声音之道,不言理以尽此,而推使神妙难知,恨不遇奇听于当时,慕古人而自叹,斯所□大罔后生也。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又难云:「哀乐之作,犹爱憎之由贤愚,此为声使我哀而音使我乐;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矣。夫五色有好丑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至于爱与不爱,喜与不喜,人情之变,统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无豫于内,待物而成耳。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故前论已明其无常,今复假此谈以正名号耳。不为哀乐发于声音,如爱憎之生于贤愚也。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
秦客难曰:「夫观气采色,天下之通用也。心变于内而色应于外,较然可见,故吾子不疑。夫声音,气之激者也。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隆杀。同见役于一身,何独于声便当疑邪!夫喜怒章于色诊,哀乐亦宜形于声音。声音自当有哀乐,但暗者不能识之。至锺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今蒙瞽面墙而不悟,离娄昭秋毫于百寻,以此言之,则明暗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离娄之察;执中痛之听,而猜锺子之聪;皆谓古人为妄记也。」
主人答曰:「难云: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降杀,哀乐之情,必形于声音,锺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必若所言,则浊质之饱,首阳之饥,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变百态,使各发一咏之歌,同启数弹之微,则锺子之徒,各审其情矣。尔为听声者不以寡众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为异,同出一身者,期于识之也。设使从下,则子野之徒,亦当复操律鸣管,以考其音,知南风之盛衰,别雅、郑之淫正也?夫食辛之与甚噱,薰目之与哀泣,同用出泪,使狄牙尝之,必不言乐泪甜而哀泪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笮便出,无主于哀乐,犹?酒之囊漉,虽笮具不同,而酒味不变也。声俱一体之所出,何独当含哀乐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茎》,《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乐,所以动天地、感鬼神。今必云声音莫不象其体而传其心,此必为至乐不可托之于瞽史,必须圣人理其弦管,尔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击石拊石,八音克谐,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乐虽待圣人而作,不必圣人自执也。何者?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夫纤毫自有形可察,故离瞽以明暗异功耳。若乃以水济水,孰异之哉?」
秦客难曰:「虽众喻有隐,足招攻难,然其大理,当有所就。若葛卢闻牛鸣,知其三子为牺;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师必败;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凡此数事,皆效于上世,是以咸见录载。推此而言,则盛衰吉凶,莫不存乎声音矣。今若复谓之诬罔,则前言往记,皆为弃物,无用之也。以言通论,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显其所由,设二论俱济,愿重闻之。」
主人答曰:「吾谓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言,是以前论略而未详。今复烦循环之难,敢不自一竭邪?夫鲁牛能知牺历之丧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经年,诉怨葛卢;此为心与人同,异于兽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类,无道相通,若谓鸣兽皆能有言,葛卢受性独晓之,此为称其语而论其事,犹译传异言耳,不为考声音而知其情,则非所以为难也。若谓知者为当触物而达,无所不知,今且先议其所易者。请问:圣人卒人胡域,当知其所言否乎?难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愿借子之难以立鉴识之域。或当与关接识其言邪?将吹律鸣管校其音邪?观气采色和其心邪?此为知心自由气色,虽自不言,犹将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马而误言鹿,察者固当由鹿以知马也。此为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若当关接而知言,此为孺子学言于所师,然后知之,则何贵于聪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夫圣人穷理,谓自然可寻,无微不照。苟无微不照,理蔽则虽近不见,故异域之言不得强通。推此以往,葛卢之不知牛鸣,得不全乎?」又难云:「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多死声。此又吾之所疑也。请问师旷吹律之时,楚国之风邪,则相去千里,声不足达;若正识楚风来入律中邪,则楚南有吴、越,北有梁、宋,苟不见其原,奚以识之哉?凡阴阳愤激,然后成风。气之相感,触地而发,何得发楚庭,来入晋乎?且又律吕分四时之气耳,时至而气动,律应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声之和,叙刚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声,虽冬吹中吕,其音自满而无损也。今以晋人之气,吹无韵之律,楚风安得来入其中,与为盈缩邪?风无形,声与律不通,则校理之地,无取于风律,不其然乎?岂独师旷多识博物,自有以知胜败之形,欲固众心而托以神微,若伯常骞之许景公寿哉?」又难云:「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复请问何由知之?为神心独悟暗语而当邪?尝闻儿啼若此其大而恶,今之啼声似昔之啼声,故知其丧家邪?若神心独悟暗语之当,非理之所得也。虽曰听啼,无取验于儿声矣。若以尝闻之声为恶,故知今啼当恶,此为以甲声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声之于音,犹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圣人齐心等德而形状不同也。苟心同而形异,则何言乎观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气为声,何异于籁?纳气而鸣邪?啼声之善恶,不由儿口吉凶,犹琴瑟之清浊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谈,而不能令内?调利,犹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不因惠心而调,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之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晋母未待之于老成,而专信昨日之声,以证今日之啼,岂不误中于前世好奇者从而称之哉?」
秦客难曰:「吾闻败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厌而言,难复更从其馀。今平和之人,听筝笛琵琶,则形躁而志越;闻琴瑟之音,则听静而心闲。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则情随之变:奏秦声则叹羡而慷慨;理齐楚则情一而思专,肆姣弄则欢放而欲惬;心为声变,若此其众。苟躁静由声,则何为限其哀乐,而但云至和之声,无所不感,托大同于声音,归众变于人情?得无知彼不明此哉?」
主人答曰:「难云:琵琶、筝、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随之变。此诚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以高声御数节,故使人形躁而志越。犹铃铎警耳,锺鼓骇心,故『闻鼓鼙之音,思将帅之臣』,盖以声音有大小,故动人有猛静也。琴瑟之体,间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以听静而心闲也。夫曲用不同,亦犹殊器之音耳。齐楚之曲,多重故情一,变妙故思专。姣弄之音,挹众声之美,会五音之和,其体赡而用博,故心侈于众理;五音会,故欢放而欲惬。然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而容端,此为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处变,犹滋味异美,而口辄识之也。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然人情不同,各师所解。则发其所怀;若言平和,哀乐正等,则无所先发,故终得躁静。若有所发,则是有主于内,不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不可见声有躁静之应,因谓哀乐者皆由声音也。且声音虽有猛静,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何以明之?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尔泣,非进哀于彼,导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邪?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若资偏固之音,含一致之声,其所发明,各当其分,则焉能兼御群理,总发众情邪?由是言之,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秦客难曰:「论云:猛静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是以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积于内,故怀欢者值哀音而发,内戚者遇乐声而感也。夫音声自当有一定之哀乐,但声化迟缓不可仓卒,不能对易。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今哀乐同时而应耳;虽二情俱见,则何损于声音有定理邪?主人答曰:「难云:哀乐自有定声,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怀戚者遇乐声而哀耳。即如所言,声有定分,假使《鹿鸣》重奏,是乐声也。而令戚者遇之,虽声化迟缓,但当不能使变令欢耳,何得更以哀邪?犹一爝之火,虽未能温一室,不宜复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乐非增哀之具也。理弦高堂而欢戚并用者,直至和之发滞导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尽耳。难云: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令哀乐同时而应耳。夫言哀者,或见机杖而泣,或睹舆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显而形潜,其所以会之,皆自有由,不为触地而生哀,当席而泪出也。今见机杖以致感,听和声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也。」
秦客难曰:「论云: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发耳。今且隐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欢则戚,不戚则欢,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戚之伤,笑是欢之用。盖闻齐、楚之曲者,唯睹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见笑噱之貌。此必齐、楚之曲,以哀为体,故其所感,皆应其度量;岂徒以多重而少变,则致情一而思专邪?若诚能致泣,则声音之有哀乐,断可知矣。」
主人答曰:「虽人情感于哀乐,哀乐各有多少。又哀乐之极,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坏,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欢颜悦,至乐心喻,乐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亲安豫,则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仅然后济,则?不及亻舞。由此言之,亻舞之不若向之自得,岂不然哉?,至夫笑噱虽出于欢情,然自以理成又非自然应声之具也。此为乐之应声,以自得为主;哀之应感,以垂涕为故。垂涕则形动而可觉,自得则神合而无忧,是以观其异而不识其同,别其外而未察其内耳。然笑噱之不显于声音,岂独齐楚之曲邪?今不求乐于自得之域,而以无笑噱谓齐、楚体哀,岂不知哀而不识乐乎?」
秦客问曰:「仲尼有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如所论,凡百哀乐,皆不在声,即移风易俗,果以何物邪?又古人慎靡靡之风,抑忄舀耳之声,故曰:『放郑声,远佞人。』然则郑卫之音击鸣球以协神人,敢问郑雅之体,隆弊所极;风俗称易,奚由而济?幸重闻之,以悟所疑。」
主人应之曰:「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枯槁之类,浸育灵液,六合之内,沐浴鸿流,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亻舞以宣情。然后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光大,显于音声也。若以往则万国同风,芳荣济茂,馥如秋兰,不期而信,不谋而诚,穆然相爱,犹舒锦彩,而粲炳可观也。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故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之为体,以心为主。故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至八音会谐,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声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绝,故因其所自。为可奉之礼,制可导之乐。口不尽味,乐不极音。揆终始之宜,度贤愚之中。为之检则,使远近同风,用而不竭,亦所以结忠信,著不迁也。故乡校庠塾亦随之变,丝竹与俎豆并存,羽毛与揖让俱用,正言与和声同发。使将听是声也,必闻此言;将观是容也,必崇此礼。礼犹宾主升降,然后酬酢行焉。于是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变,然后化成,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乐必存。是以国史采风俗之盛衰,寄之乐工,宣之管弦,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渎其声;绝其大和,不穷其变;捐窈窕之声,使乐而不淫,犹大羹不和,不极勺药之味也。若流俗浅近,则声不足悦,又非所欢也。若上失其道,国丧其纪,男女奔随,淫荒无度,则风以此变,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则群能肆之,乐其所习,则何以诛之?托于和声,配而长之,诚动于言,心感于和,风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声,无中于淫邪也。淫之与正同乎心,雅、郑之体,亦足以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