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译文
诸葛亮亲自在田地中耕种,喜爱吟唱《梁父吟》,他身高八尺,常常把自己和管仲、乐毅相比,当时人们都不承认这件事。只有博陵的崔州平,颍川(河南禹州)的徐庶与诸葛亮关系甚好,说确实是这样。
适逢先帝刘备驻扎在新野。徐庶拜见刘备,刘备很器重他,徐庶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这个人,是人间卧伏着的龙啊,将军可愿意见他?”刘备说:“您和他一起来吧。”徐庶说:“这个人只能你去他那里拜访,不可以委屈他,召他上门来,将军你应该屈尊亲自去拜访他”。
因此先帝就去隆中拜访诸葛亮,总共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于是刘备叫旁边的人退下,说:“汉室的统治崩溃,奸邪的臣子盗用政令,皇上蒙受风尘遭难出奔。我不能衡量自己的德行能否服人,估计自己的力量能否胜任,想要为天下人伸张大义,然而我才智与谋略短浅,就因此失败,弄到今天这个局面。但是我的志向到现在还没有罢休,您认为该采取怎样的办法呢?”
诸葛亮回答道:“自董卓独掌大权以来,各地豪杰同时起兵,占据州、郡的人数不胜数。曹操与袁绍相比,声望少之又少,然而曹操最终之所以能打败袁绍,凭借弱小的力量战胜强大的原因,不仅依靠的是天时好,而且也是人的谋划得当。现在曹操已拥有百万大军,挟持皇帝来号令诸侯,这确实不能与他争强。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三世了,地势险要,民众归附,又任用了有才能的人,孙权这方面只可以把他作为外援,但是不可谋取他。荆州北靠汉水、沔水,一直到南海的物资都能得到,东面和吴郡、会稽郡相连,西边和巴郡、蜀郡相通,这是大家都要争夺的地方,但是它的主人却没有能力守住它,这大概是天拿它用来资助将军的,将军你可有占领它的意思呢?益州地势险要,有广阔肥沃的土地,自然条件优越,高祖凭借它建立了帝业。刘璋昏庸懦弱,张鲁在北面占据汉中,那里人民殷实富裕,物产丰富,刘璋却不知道爱惜,有才能的人都渴望得到贤明的君主。将军既是皇室的后代,而且声望很高,闻名天下,广泛地罗致英雄,思慕贤才,如饥似渴,如果能占据荆、益两州,守住险要的地方,和西边的各个民族和好,又安抚南边的少数民族,对外联合孙权,对内革新政治;一旦天下形势发生了变化,就派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直指中原一带,将军您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从秦川出击,老百姓谁敢不用竹篮盛着饭食,用壶装着酒来欢迎将军您呢?如果真能这样做,那么称霸的事业就可以成功,汉室天下就可以复兴了。”
刘备说:“好!”从此与诸葛亮的关系一天天亲密起来。关羽、张飞等人不高兴了,刘备劝解他们说:“我有了孔明,就像鱼得到水一样。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什么了。”关羽、张飞于是不再说什么了。
注释
隆中:地名,今襄阳城西13公里古隆中。
对:回答、应对。
亮:即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徐州琅琊阳都人。
躬:亲自。陇亩:田地。
好(hào):喜爱。为:唱。
《梁父(fǔ)吟》:又作《梁甫吟》,古歌曲名。传说诸葛亮曾经写过一首《梁父吟》歌词。
管仲:名夷吾,春秋时齐桓公的国相,帮助桓公建立霸业。
乐(yuè)毅:战国时燕昭王的名将,曾率领燕、赵、韩、魏、楚五国兵攻齐,连陷七十余城。
莫之许:就是“莫许之”。莫,没有人。之,代词,指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许,承认同意。
惟:只有。友善:友好,关系好。
信然:确实这样。
先主:先,先帝,主,刘备。屯:驻扎。
新野:现河南省新野县。
器:器重、重视。
谓:对,说,告诉。
岂:大概,是否。
之:代词,代诸葛亮。
与俱来:与(之)俱来,和(他)一起来。俱。一起。
就见:意思是到诸葛亮那里去拜访。就,接近、趋向。
屈致:委屈(他),召(他上门)来。致,招致、引来。
枉(wǎng)驾:屈尊。枉:委屈。驾:车马,借车马指刘备。
顾:拜访。由是:因此。
遂(suì):于是,就。
诣:去,到。这里是拜访的意思。凡:总共。
乃见:才见到。因:于是,就。
屏:这里是命人退避的意思。
汉室倾颓:指汉朝统治崩溃、衰败。
奸臣:指董卓、曹操等。窃命:盗用皇帝的政令。
蒙尘:蒙受风尘,专指皇帝遭难出奔。
东汉的京城本来在洛阳,董卓强迫汉献帝刘协迁都到陕西长安,曹操又强迫他迁都到河南许昌。
孤:古代王侯的自称。这里是刘备自称。
度(duó)德量力:衡量(自己的)德行(能否服人)估计(自己的)力量(能否胜人)。
欲信:通“伸”,伸张。想。而:表转折。智术:智谋,才识。用:因此。
猖蹶:这里是失败的意思。然:然而。犹:仍,还。已:停止,罢休。
谓:认为。计:计策。安:疑问代词,怎么。
出:产生。自:从。
已来:已,通“以”,表时间。跨:占据。
不可胜数:数也数不清。胜,尽。
比于:同,相比。
众寡:人少。意思是兵力薄弱。
克:战胜。为:以为,变成。者:的原因。
非惟:不仅。抑:而且;亦:也。
谋:筹划。今:现 在。
挟(xié):挟持,控制。
令:号令。
诸侯:这里指当时割据一方的军阀。
此:这。诚:的确。
争锋:争强,争胜。已历:已经经历。
国险而民附:地势险要,民众归附。
贤能为之用:为:被。
可以为援:为:作为。援:外援。
图:谋取。据:占据。利:物资。
尽:全部取得。连:连接。通:到达。
此用武之国:这是用兵之地,国:地方。意思是兵家必争之地。
殆(dài):大概。
资:资助,给予。
所以:用来。
岂有意乎:可有意思吗?
险塞(sài) :险峻的要塞。
天府之土:指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饶,形势险固的地方。
高祖:刘邦。
因:依靠,凭。
刘璋暗弱:刘璋(当时的益州牧)昏庸懦弱。
殷:兴旺富裕。
而:但是。
存恤:爱抚、爱惜。恤:体恤、体谅。
胄:后代。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汉景帝刘启的儿子)的后代,所以称它“帝室之胄”。
信义:信用道义。
著:闻名。
总揽:广泛地罗致。揽,这里有招致的意思。
岩阻:险阻,指形势险要的地方。
西和诸戎:向西和中国西部各族的和好。
南抚夷越:向南安抚中国南部各族。
内:对内。
修:治理。
政理:政治。
将荆州之军:将:率领。
宛、洛:河南南阳和洛阳这里泛指中原一带。
身:亲自。
川:平野。
(80)箪食壶浆:形容人民群众热情迎接和款待自己所爱戴的军队。
(81)诚如是:如果真像这样。
(82)日:一天天。
(83)悦:高兴。
(84)之:代词,代与诸葛亮关系变好这件事。
(85)之: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
(86)犹:好像。
(87)愿:希望。
参考资料:
古今异义
【将军宜枉驾顾之】古义:拜访;今义:照顾。
【凡三往】古义:总共;今义:平凡。
【孤不度德量力】古义:我,古代王侯的自称;今义:孤立。
【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古义:大概 今义:危险。
【遂用猖獗】古义:因此;今义:使用。
【遂用猖獗】古义:失败今义:凶狠而放肆。
【抑亦人谋也】古义:而且;今义:压抑。
【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古义:可以把;今义:表示许可。
【此人可就见】古义:接近,趋向;今义:就是。
【利】物资 今义:利益;有利的。
【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古义:一天天;今义:太阳。
一词多义
1、为
好为《梁父吟》 唱
谓为信然 是
以弱为强者 成为,变成
贤能为之用被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作为
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作为
2、已
然志犹未已停止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 已经
自董卓已来 通以
3、遂
然操遂能克绍 终于
由是先主遂诣亮 于是,就
4、信
欲信大义于天下 通伸
伸张信义著于四海 信用
5、因
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凭借
因屏人 于是,就
通假字
陇: 通“垄”
父:通“甫”
已:通“以”,表时间。
信:通“伸”,伸张。
蹶:通“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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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由于东汉王朝的残酷压榨和自然灾害的猛烈袭击,广大的农民家破人亡,颠沛流离,无以为生,被迫铤而走险。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在张角兄弟的领导下,爆发了著名的黄巾起义。起义军用黄巾裹头,呼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义军到处,“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川黄巾起义的浪潮迅速席卷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沉重地打击了东汉豪强地主的反动统治。面临灭顶之灾的东汉王朝为了维护风雨飘摇的统治,急忙调兵遣将,向农民起义军疯狂反扑;各地的豪强势力也趁此机会招兵买马,加入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行列。
经过黄巾起义沉重打击,东汉王朝已经是奄奄一息,名存实亡了。而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豪杰并起,跨州联郡者不可胜数。”各地的军阀势力纷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经过十多年的火拼厮杀,公孙瓒占据幽州;公孙度占据辽东;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并州;袁术占据扬州;曹操占据兖、豫二州;刘表占据荆州;孙策、孙权占据江东;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刘焉、刘璋父子占据益州,唯独刘备没有固定的地盘,率领部队辗转四方,先后依附于公孙瓒、曹操、袁绍、刘表等。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到许都,政治上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并先后率军消灭了吕布、袁术、袁绍等割据势力,占领了冀、幽、青、并等州,平定了北方,大有一举平定南方,一统华夏的趋势。
诸葛亮出身名门氏族,少时就才华横溢,超群出众。史称其“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父诸葛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诸葛亮就是在东汉末年的战乱年代出生成长起来的,他亲眼目睹了战乱给百姓造成的家破人亡的痛苦。特别是诸葛亮随同叔父诸葛玄南下过程中,沿途那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凉悲惨景象,更是在年青诸葛亮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同时也为后来诸葛亮立志消除分裂割据,统一天下奠定了思想基础。公元197年诸葛玄病逝,年方十七岁的诸葛亮就开始了独立生活, “躬耕陇亩”于南阳中,诸葛亮度过了十个寒暑春秋。
诸葛亮高卧隆中,“躬耕陇亩”的十年,过的也并非是与那种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生活。在隆中,诸葛亮认真研读史籍,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密切注意当时的政治形势,冷静地观察与分析各个政治集团实力的消长和斗争的成败。并且经常与当地及因避战祸而流亡到荆州的名士司马徽、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纵论时局变换,交换政见,畅谈未来。
他最佩服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管仲和战国时期燕国的名将乐毅,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立志要像管仲、乐毅那样,干一番有益于天下统一的事业。为此,诸葛亮高卧隆中,静观天下风云变幻,等待时机,期遇明主,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宏伟抱负。
怎样才能够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呢?综观其时军阀混战的结果,到赤壁战前,只剩下了曹操、孙权、刘备、刘表、刘璋、公孙度、韩遂、马腾等人。那么,为什么诸葛亮不投靠已经平定了北方,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或是已“据有江东,已历三世”的孙权,而要为四处奔走,无固定的地盘的刘备出谋划策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虽然曹操实力最强,政治上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并先后率军消灭了吕布、袁术、袁绍等割据势力,占领了冀、幽、青、并等州,平定了北方,大有一举平定南方,一统华夏的趋势。但诸葛亮深知,曹操的手下有荀彧、郭嘉等一批贤才谋士,如投其帐下,难以其施展才能。同时东汉王朝虽已名存实亡,但在汉末士人中仍有较大的影响。在许多汉末士人的眼中,曹操名为汉臣相实为汉贼。道不同不相为谋,诸葛亮自然不肯为其出谋划策。
2.孙权虽据有江东之地已历三世,但其缺乏统一天下的雄心,而诸葛亮志在结束分裂割据,完成统一大业。况且孙权承继父兄基业,属下早已有张昭、周瑜等一批元老重臣。诸葛亮深知如到孙权之处,同样难以施展其盖世之才。因此,在张昭荐亮于孙权时,诸葛亮不肯留下,人问其故,诸葛亮曰“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
3.刘备在当时虽无立足之地而依附于荆州刘表,但自起兵以来,虽屡经挫败,壮心不已,为时人所敬重。就连曹操也认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刘备)与操耳。”诸葛亮审时度势,认为刘备可以夺取荆州、益州作为立国之基,效法高祖刘邦,成就帝业。同时刘备身边一直缺乏真正的谋略之士,诸葛亮认为自己辅佐刘备,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实现其抱负。因此,当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欣然应允出山辅佐刘备。《隆中对》踌躇满志,定天下三分和北伐战略 东汉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的好友徐庶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而此时刘备正依附于荆州牧刘表门下,尽管刘表以宗室之谊对刘备待以上宾之礼,让刘备所部屯兵新野(今河南新野)。但刘备作为一代枭雄并不甘心寄人篱下,急切地盼望壮大实力,以求能实现其逐鹿中原的大志。刘备对诸葛亮其人是早有所闻,据《襄阳记》载:“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因此,当徐庶力荐诸葛亮时说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四十七岁的刘备便迫不及待地冒着隆冬的严寒和大雪,三往隆中,向年方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请教统一天下的大计。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将“三顾茅庐”描述成了一段十分精彩的故事。诸葛亮认为刘备是与他志同道合,可以信赖的明主,便把自己对当时社会形势的观察与分析和盘托出,并且针对刘备集团的处境,向刘备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三分天下,建基立国和北伐中原的战略方针,这便是著名的《隆中对》。攻刘璋,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诸地。 建安十九年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对历史的再现: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都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日:“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大,而智太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隆中对》曰:“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联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是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从《隆中对》中我们可以看出,《隆中对》是诸葛亮对当时政局的看法,并且针对刘备集团无根据地的处境提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方针。概括起来,诸葛亮《隆中对》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当时的形势是“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而荆州和益州乃用武之地,应利用荆州刘表、益州刘璋不能守成的机会, “若跨有荆、益,”取代割据荆、益的刘表、刘璋,建立起可靠的根据地,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
2.在夺取荆州和益州的同时,利用“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的声望,招揽人才,“内修政理”,逐步增强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
3.在益州要妥善处理好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解除以后北伐时的后顾之忧。
4.在荆州要“外结好孙权,”与孙权建立抗击曹操的联盟。待“天下有变,”再分兵两路,“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如果这样的话,刘备“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综观后来的历史进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为刘备集团制定的战略决策,大体上也是行之有效的。
诸葛亮认为霸业可成,兴复汉室应该采取哪些策略?
1.取代割据荆、益的刘表、刘璋,建立起可靠的根据地,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
2.在夺取荆州和益州的同时,利用帝室之胄的声望,招揽人才,内修政理,逐步增强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外交上妥善处理好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并与孙权建立抗击曹操的联盟;
3.待天下有变,再分兵两路,命一上将率领荆州之军攻击宛城、洛阳,刘备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攻打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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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参考资料:
公元207年,徐庶把诸葛亮推荐给刘备。刘备前往隆中,三顾诸葛亮草庐之中,诸葛亮在自己的草屋里接待刘备,并分析了天下形式。后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这篇《隆中对》就是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诸葛亮当时纵谈天下大事的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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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策。古代臣子回答君王所问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策略叫“对策”。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十月刘备第三次拜访诸葛亮时,诸葛亮针对刘备所提的问题陈述其对策,当时诸葛亮只有26岁。此后,诸葛亮即出山辅佐刘备,做刘备的军师(后为丞相),帮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的对策后来成为指导刘备若干年行动的纲领。
《隆中对》选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三国志》的作者是陈寿。《隆中对》的提法并不是陈寿在《三国志》中提出的,而是后人加的,原文中并未提到隆中,隆中之说首次见于小说《三国演义》。 陈寿(233年~297年),西晋安汉(现四川南充)人,史学家。二十四史中《三国志》的作者。《三国志》共六十五卷,记载三国时期(220——280)魏.蜀.吴三国的历史 《隆中对》的事情发生在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当时26岁)对刘备陈说天下形势及兴复汉室之计,即著名的“隆中对”、“草庐对”。 陈寿在268年至273年间撰写了《诸葛亮集》,这应该是太康十年(290年)陈寿完成的《三国志》中的诸葛亮传的主要内容,所以,陈寿肯定是听别人转述然后整理出来的《隆中对》,至于当时到底都有谁,就不好说了。
《三国演义》,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英文名: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翻译为:三个国度的传奇故事),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中国小说由短篇发展至长篇的原因与说书有关。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裴松之注引)《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以多个主人公做线索,事件纷繁,正是撰写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以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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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人。三国时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陈寿少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蜀汉灭亡后,“沉滞者累年”。后受张华荐举,在西晋历任著作郎、长广太守、治书待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职。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结束了分裂局面后,陈寿历经十年的艰辛,终于完成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
有秦客问于东野主人曰:「闻之前论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闻韶,识虞舜之德;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斯已然之事,先贤所不疑也。今子独以为声无哀乐,其理何居?若有嘉讯,今请闻其说。」主人应之曰:「斯义久滞,莫肯拯救,故令历世滥于名实。今蒙启导,将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锺。故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故,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淫,斯其大较也。然『乐云乐云,锺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兹而言,玉帛非礼敬之实,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而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案,「戚」本作「感」,又脱同字,依《世说·文学篇》注改补。)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夫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其所觉悟,唯哀而已。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风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国史明政教之得失,审国风之盛衰,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故曰『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夫喜、怒、哀、乐、爱、憎、惭、惧,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传情,区别有属,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为称,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则爱憎宜属我,而贤愚宜属彼也。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我憎而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怒而谓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则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且季子在鲁,采《诗》观礼,以别《风》、《雅》,岂徒任声以决臧否哉?又仲尼闻《韶》,叹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声以知虞舜之德,然後叹美邪?今粗明其一端,亦可思过半矣。」
秦客难曰:「八方异俗,歌哭万殊,然其哀乐之情,不得不见也。夫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虽托之于他音,寄之于余声,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使得过也。昔伯牙理琴而锺子知其所志;隶人击磬而子产识其心哀;鲁人晨哭而颜渊审其生离。夫数子者,岂复假智于常音,借验于曲度哉?心戚者则形为之动,情悲者则声为之哀。此自然相应,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声众为难,不能者不以声寡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听,而谓之声无可察之理;见方俗之多变,而谓声音无哀乐也。」又云:「贤不宜言爱,愚不宜言憎。然则有贤然后爱生,有愚然后憎成,但不当共其名耳。哀乐之作,亦有由而然。此为声使我哀,音使我乐也。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何得名实俱去邪?」又云:「季子采《诗》观礼,以别《风》、《雅》;仲尼叹《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欤?且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师涓进曲,而子野识亡国之音。宁复讲诗而后下言,习礼然后立评哉?斯皆神妙独见,不待留闻积日,而已综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为美谈。今子以区区之近知,齐所见而为限,无乃诬前贤之识微,负夫子之妙察邪?」
主人答曰:「难云:虽歌哭万殊,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验于曲度,锺子之徒云云是也。此为心悲者,虽谈笑鼓舞,情欢者,虽拊膺咨嗟,犹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诳察者于疑似也。以为就令声音之无常,犹谓当有哀乐耳。又曰:「季子听声,以知众国之风;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为文王之功德,与风俗之盛衰,皆可象之于声音:声之轻重,可移于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于将来。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绝于今日,何独数事哉?若此果然也。则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数,不可杂以他变,操以余声也。则向所谓声音之无常,锺子之触类,于是乎踬矣。若音声无常,锺子触类,其果然邪?则仲尼之识微,季札之善听,固亦诬矣。此皆俗儒妄记,欲神其事而追为耳,欲令天下惑声音之道,不言理以尽此,而推使神妙难知,恨不遇奇听于当时,慕古人而自叹,斯所□大罔后生也。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又难云:「哀乐之作,犹爱憎之由贤愚,此为声使我哀而音使我乐;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矣。夫五色有好丑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至于爱与不爱,喜与不喜,人情之变,统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无豫于内,待物而成耳。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故前论已明其无常,今复假此谈以正名号耳。不为哀乐发于声音,如爱憎之生于贤愚也。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
秦客难曰:「夫观气采色,天下之通用也。心变于内而色应于外,较然可见,故吾子不疑。夫声音,气之激者也。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隆杀。同见役于一身,何独于声便当疑邪!夫喜怒章于色诊,哀乐亦宜形于声音。声音自当有哀乐,但暗者不能识之。至锺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今蒙瞽面墙而不悟,离娄昭秋毫于百寻,以此言之,则明暗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离娄之察;执中痛之听,而猜锺子之聪;皆谓古人为妄记也。」
主人答曰:「难云: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降杀,哀乐之情,必形于声音,锺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必若所言,则浊质之饱,首阳之饥,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变百态,使各发一咏之歌,同启数弹之微,则锺子之徒,各审其情矣。尔为听声者不以寡众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为异,同出一身者,期于识之也。设使从下,则子野之徒,亦当复操律鸣管,以考其音,知南风之盛衰,别雅、郑之淫正也?夫食辛之与甚噱,薰目之与哀泣,同用出泪,使狄牙尝之,必不言乐泪甜而哀泪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笮便出,无主于哀乐,犹?酒之囊漉,虽笮具不同,而酒味不变也。声俱一体之所出,何独当含哀乐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茎》,《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乐,所以动天地、感鬼神。今必云声音莫不象其体而传其心,此必为至乐不可托之于瞽史,必须圣人理其弦管,尔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击石拊石,八音克谐,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乐虽待圣人而作,不必圣人自执也。何者?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夫纤毫自有形可察,故离瞽以明暗异功耳。若乃以水济水,孰异之哉?」
秦客难曰:「虽众喻有隐,足招攻难,然其大理,当有所就。若葛卢闻牛鸣,知其三子为牺;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师必败;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凡此数事,皆效于上世,是以咸见录载。推此而言,则盛衰吉凶,莫不存乎声音矣。今若复谓之诬罔,则前言往记,皆为弃物,无用之也。以言通论,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显其所由,设二论俱济,愿重闻之。」
主人答曰:「吾谓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言,是以前论略而未详。今复烦循环之难,敢不自一竭邪?夫鲁牛能知牺历之丧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经年,诉怨葛卢;此为心与人同,异于兽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类,无道相通,若谓鸣兽皆能有言,葛卢受性独晓之,此为称其语而论其事,犹译传异言耳,不为考声音而知其情,则非所以为难也。若谓知者为当触物而达,无所不知,今且先议其所易者。请问:圣人卒人胡域,当知其所言否乎?难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愿借子之难以立鉴识之域。或当与关接识其言邪?将吹律鸣管校其音邪?观气采色和其心邪?此为知心自由气色,虽自不言,犹将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马而误言鹿,察者固当由鹿以知马也。此为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若当关接而知言,此为孺子学言于所师,然后知之,则何贵于聪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夫圣人穷理,谓自然可寻,无微不照。苟无微不照,理蔽则虽近不见,故异域之言不得强通。推此以往,葛卢之不知牛鸣,得不全乎?」又难云:「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多死声。此又吾之所疑也。请问师旷吹律之时,楚国之风邪,则相去千里,声不足达;若正识楚风来入律中邪,则楚南有吴、越,北有梁、宋,苟不见其原,奚以识之哉?凡阴阳愤激,然后成风。气之相感,触地而发,何得发楚庭,来入晋乎?且又律吕分四时之气耳,时至而气动,律应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声之和,叙刚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声,虽冬吹中吕,其音自满而无损也。今以晋人之气,吹无韵之律,楚风安得来入其中,与为盈缩邪?风无形,声与律不通,则校理之地,无取于风律,不其然乎?岂独师旷多识博物,自有以知胜败之形,欲固众心而托以神微,若伯常骞之许景公寿哉?」又难云:「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复请问何由知之?为神心独悟暗语而当邪?尝闻儿啼若此其大而恶,今之啼声似昔之啼声,故知其丧家邪?若神心独悟暗语之当,非理之所得也。虽曰听啼,无取验于儿声矣。若以尝闻之声为恶,故知今啼当恶,此为以甲声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声之于音,犹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圣人齐心等德而形状不同也。苟心同而形异,则何言乎观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气为声,何异于籁?纳气而鸣邪?啼声之善恶,不由儿口吉凶,犹琴瑟之清浊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谈,而不能令内?调利,犹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不因惠心而调,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之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晋母未待之于老成,而专信昨日之声,以证今日之啼,岂不误中于前世好奇者从而称之哉?」
秦客难曰:「吾闻败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厌而言,难复更从其馀。今平和之人,听筝笛琵琶,则形躁而志越;闻琴瑟之音,则听静而心闲。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则情随之变:奏秦声则叹羡而慷慨;理齐楚则情一而思专,肆姣弄则欢放而欲惬;心为声变,若此其众。苟躁静由声,则何为限其哀乐,而但云至和之声,无所不感,托大同于声音,归众变于人情?得无知彼不明此哉?」
主人答曰:「难云:琵琶、筝、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随之变。此诚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以高声御数节,故使人形躁而志越。犹铃铎警耳,锺鼓骇心,故『闻鼓鼙之音,思将帅之臣』,盖以声音有大小,故动人有猛静也。琴瑟之体,间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以听静而心闲也。夫曲用不同,亦犹殊器之音耳。齐楚之曲,多重故情一,变妙故思专。姣弄之音,挹众声之美,会五音之和,其体赡而用博,故心侈于众理;五音会,故欢放而欲惬。然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而容端,此为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处变,犹滋味异美,而口辄识之也。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然人情不同,各师所解。则发其所怀;若言平和,哀乐正等,则无所先发,故终得躁静。若有所发,则是有主于内,不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不可见声有躁静之应,因谓哀乐者皆由声音也。且声音虽有猛静,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何以明之?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尔泣,非进哀于彼,导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邪?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若资偏固之音,含一致之声,其所发明,各当其分,则焉能兼御群理,总发众情邪?由是言之,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秦客难曰:「论云:猛静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是以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积于内,故怀欢者值哀音而发,内戚者遇乐声而感也。夫音声自当有一定之哀乐,但声化迟缓不可仓卒,不能对易。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今哀乐同时而应耳;虽二情俱见,则何损于声音有定理邪?主人答曰:「难云:哀乐自有定声,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怀戚者遇乐声而哀耳。即如所言,声有定分,假使《鹿鸣》重奏,是乐声也。而令戚者遇之,虽声化迟缓,但当不能使变令欢耳,何得更以哀邪?犹一爝之火,虽未能温一室,不宜复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乐非增哀之具也。理弦高堂而欢戚并用者,直至和之发滞导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尽耳。难云: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令哀乐同时而应耳。夫言哀者,或见机杖而泣,或睹舆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显而形潜,其所以会之,皆自有由,不为触地而生哀,当席而泪出也。今见机杖以致感,听和声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也。」
秦客难曰:「论云: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发耳。今且隐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欢则戚,不戚则欢,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戚之伤,笑是欢之用。盖闻齐、楚之曲者,唯睹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见笑噱之貌。此必齐、楚之曲,以哀为体,故其所感,皆应其度量;岂徒以多重而少变,则致情一而思专邪?若诚能致泣,则声音之有哀乐,断可知矣。」
主人答曰:「虽人情感于哀乐,哀乐各有多少。又哀乐之极,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坏,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欢颜悦,至乐心喻,乐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亲安豫,则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仅然后济,则?不及亻舞。由此言之,亻舞之不若向之自得,岂不然哉?,至夫笑噱虽出于欢情,然自以理成又非自然应声之具也。此为乐之应声,以自得为主;哀之应感,以垂涕为故。垂涕则形动而可觉,自得则神合而无忧,是以观其异而不识其同,别其外而未察其内耳。然笑噱之不显于声音,岂独齐楚之曲邪?今不求乐于自得之域,而以无笑噱谓齐、楚体哀,岂不知哀而不识乐乎?」
秦客问曰:「仲尼有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如所论,凡百哀乐,皆不在声,即移风易俗,果以何物邪?又古人慎靡靡之风,抑忄舀耳之声,故曰:『放郑声,远佞人。』然则郑卫之音击鸣球以协神人,敢问郑雅之体,隆弊所极;风俗称易,奚由而济?幸重闻之,以悟所疑。」
主人应之曰:「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枯槁之类,浸育灵液,六合之内,沐浴鸿流,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亻舞以宣情。然后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光大,显于音声也。若以往则万国同风,芳荣济茂,馥如秋兰,不期而信,不谋而诚,穆然相爱,犹舒锦彩,而粲炳可观也。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故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之为体,以心为主。故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至八音会谐,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声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绝,故因其所自。为可奉之礼,制可导之乐。口不尽味,乐不极音。揆终始之宜,度贤愚之中。为之检则,使远近同风,用而不竭,亦所以结忠信,著不迁也。故乡校庠塾亦随之变,丝竹与俎豆并存,羽毛与揖让俱用,正言与和声同发。使将听是声也,必闻此言;将观是容也,必崇此礼。礼犹宾主升降,然后酬酢行焉。于是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变,然后化成,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乐必存。是以国史采风俗之盛衰,寄之乐工,宣之管弦,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渎其声;绝其大和,不穷其变;捐窈窕之声,使乐而不淫,犹大羹不和,不极勺药之味也。若流俗浅近,则声不足悦,又非所欢也。若上失其道,国丧其纪,男女奔随,淫荒无度,则风以此变,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则群能肆之,乐其所习,则何以诛之?托于和声,配而长之,诚动于言,心感于和,风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声,无中于淫邪也。淫之与正同乎心,雅、郑之体,亦足以观矣。」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六月甲午,殡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轼铭其墓曰:
君讳弗,眉之青神人,乡贡进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有子迈。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
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其死也,盖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轼曰:“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姑之侧。”未期年而先君没,轼谨以遗令葬之,铭曰:
君得从先夫人于九泉,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